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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厚安:一個“難童”的回憶
  •  2015-07-15 22:57:45   作者:張厚安   來源: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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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難童的回憶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永遠的傷痛(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張 厚 安

    今年是抗日戰爭暴發78周年,抗戰勝利70周年。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我這個年近九旬的老翁,以抗戰時期一個‘難童’的名義,根據親身的經歷,來回憶這段歷史,并以此獻給今天在和平幸福生活中成長的新中國小朋友,特別是獻給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小朋友。

    沙市收容所的“難童”

    當抗日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大片國土淪喪,大批逃難兒童離鄉背井并大量聚集鄂西之際,為了搶救戰區兒童,世界紅萬字會沙市分會成立了慈幼院。沙市慈幼院實際上就是一個難童收容所和轉運站。今天,在荊州市檔案館材料的記載中還清楚地可以看到從1939年春到1228日所收容的七批難童共287人(不含第六批)的名單。武漢失守后,我也成了難童,被沙市慈幼院收容。當時,沙市慈幼院在《告比鄰戰區小朋友家屬書》的布告中寫道:“現在劫難日亟,戰禍演進已到大家身邊了,你們知道長途跋涉、扶老攜幼的痛苦么?幼小兒童,既無強健的體力,又乏交通工具怎么辦呢?現在我們本著慈善的宗旨,組織了慈幼院來收容難童,就是來解決你們的負累,又可以使他們得到讀書的機會……”。當時被收容進來的有華北、華東各地淪陷區的兒童,但更多地是湖北和華中新淪陷區的兒童。被送到這里的兒童,戰難已經給他們帶來了無窮的痛苦,大家聚到一起都訴說“日本鬼子”的殘酷暴行和自己家庭的痛苦遭遇。我也是在祖父被日軍槍殺后噙著淚水、懷著仇恨逃出家鄉來到沙市的。在沙市住了不到一個月,由一位年青的冉老師帶隊,送我們這一批共30個孩子去后方。在輪船甲板上,冉老師指揮我們唱抗戰歌曲。“奮斗抵抗,奮斗抵抗,中華民族不會亡……”的歌詞至今未忘。輪船為了躲避敵機轟炸在宜都停了一個星期再繼續西行,最后到達萬縣慈幼院。記得在船到萬縣的那天,風雨交加,我們一身淋得透濕,冒雨前進。這也是我們這群十歲左右的孩子,離家后遇到的又一個考驗。萬縣慈幼院在一個叫王家巖的很高、很高的山寨子上。我們拖著疲憊無力的雙腿,不知走了多少路、又爬了多少坎,才爬上那個望不到盡頭的懸崖陡壁的頂端。第二天,雨過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到溪溝里去洗衣服。當然,這時我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凈衣服上的黃泥。但畢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在萬縣王家巖慈幼院時間不長,我們又被送往重慶。解放后,我多次路過萬縣,但始終未打聽到“王家巖”在何方?

    重慶神仙洞的“難民”

    到了重慶,我們被送到‘神仙洞’的一個“難民”收容所(大人、小孩都有),這樣,我們也就成了小難民了。

    神仙洞在長江邊,離江岸不遠有一座水上飛機場。我記得還看見過水上機場停的飛機。不過,這個機場后來一直未用。在神仙洞大門右側不遠就是當時國民政府財政部的所在地。在財政部前有一片樹林。當時正值五月,天氣已開始熱起來,敵人的飛機天天來轟炸,我們有時未能去防空洞就跑到那片樹林子里躲空襲。晚上,敵機投彈后的一片火海,機槍掃射和我方的防空高射炮彈發出的滿天閃光和響聲令人生畏。好象那些子彈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把頭抱得緊緊的。我記得有一次空襲后回到宿舍,發現一個睡四個人、有四層的架子床被敵機機槍子彈所打穿。

    收容所的難民來自各敵占區,說話有著不同口音 可以說是南腔北調。難民都是沒有組織、分散地來到后方的,神仙洞就是當時政府為他們準備的一個棲息地。我們這群難童的到來,給神仙洞帶來了生氣,也帶來了困難。大人、孩子都有著同樣的遭遇,彼此同情、相安無事。但是由于收容所的供應跟不上人員的不斷增加,吃飯時又由于沒人組織、維持秩序,經常發生爭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常常吃不飽飯。

    難民收容所每天開兩餐干飯,每餐只有兩筲箕飯。常常是筲箕剛一搬到桌上,飯就被大人(難民)一擁而上,搶得一干二凈,我們這些孩子(難童)只能等大人離開后拾得一些飯粒,當然無法裹腹。無奈,只好到廚房借一只小桶和一條扁擔,兩個人到江邊抬水到街頭叫賣。每天賣水可得二百文一枚的銅板數枚。等到傍晚,專門有人從餐館將拾得的殘菜剩飯煮熱后,挑到神仙洞賣時,我們就用賣水得來的銅板換碗湯飯吃。這在當時,對我們來說已是一種莫大的享受了。像這樣的事又怎么能忘記昵?

    解放后去重慶時,多次尋找神仙洞未果。1992年冬,在重慶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專門去尋找神仙洞。最后,地方是找到了,那里的街道、環境變化不大,過去的印象還依稀可見。但是神仙洞所在的那個院子、那幢房子、那個洞已無影無蹤。

    在神仙洞住了一個多月,我們又被轉送到位于重慶北碚、北溫泉縉云山山上一座古廟“紹隆寺”的北泉慈幼院。從1939年——1942年,我在這里生活了三年多時間。

    縉云山古剎的讀書聲

    經過沙市-宜都-萬縣-重慶,最后到達北泉慈幼院。而這一路的經歷也使我們進一步受到戰難的洗禮。到了北泉慈幼院,我們很快習慣了這兒的一切。我們愛院長、愛老師、愛同學;我們愛學習、愛勞動、愛這座古老的廟宇、愛這里的一切……慈幼院是一個難童收容所,同時也是一所小學。收容到這里來的難童不僅在生活上有了很好的照顧,而且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人人都有書讀、個個參加勞動。也正是這群‘難童’的到來,從此古剎鐘聲變成了孩子們的讀書聲。

    北泉慈幼院設在縉云山中段的一座古廟——‘紹隆寺’里。這里環境十分優美。古寺大門前有兩棵千年銀杏,大門內小院有四棵生長茂盛的桂花樹。進到前廳是四大天王殿,再往后是一個大院子,如來佛和十八羅漢的大殿位于院子中央。大殿后面有偏殿、方丈和僧眾住所。再往后是一個巨大的竹林。寺廟的生活用水是用竹子連接起來,從山上引來的。這水,用今天的話來說:“沒有一點污染”。

    到慈幼院后,我被分到四年級,住在十八羅漢大雄寶殿內。其他同學也分到相應的班級。從此,北泉慈幼院就成了我們這群難童戰時的‘家’。除了讀書、勞動外,我們經常到溫泉去游泳。每周星期三,北溫泉管理處還照顧慈幼院的兒童免費到溫泉‘內池’游泳洗澡(平時我們只能在內池流出的水而形成的一個外池洗澡)。北溫泉公園有個‘乳花洞’,洞里有一種名貴的石頭叫‘乳花石’。我們常常借到江邊抬米、抬菜、洗澡的機會,到乳花洞去找乳花石。

    縉云山在四川有小峨嵋之稱。戰時,國民黨和政府的一些顯要人物經常到那里去休息、游玩。所以我們有機會見到這些黨、政要人.

    在慈幼院的三年期間,我先后見到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當時的許多黨政高官。如孔祥熙、孫科、于右任、馮玉祥等等。我記得孔祥熙來到慈幼院對我們演講的第一句話是“親愛的小朋友”。他還給我們講了華盛頓小時候砍了他父親的櫻桃樹能誠實對待使他父親轉怒為喜的故事,這使我們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前對他存在的不好的印象。孫科來慈幼院了,因為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兒子,所以大家對他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敬意?墒,他對我們演講的第一句話卻是:“各位難童”。表現出了在我們看來‘最大的不敬。’我們氣憤地說:我們是‘難童’,你不也是‘難民’嗎?為什么瞧不起我們!特別是他臨走時只捐了五萬元法幣,‘太小氣’。于右任留著很長很長的銀白的胡須,演講時精神很好,特別是他的字寫得好,大家對他很敬仰。

    馮玉祥將軍當時就住在縉云寺。據說是被蔣介石軟禁在那兒的?N云寺與紹隆寺相距不遠,因此我們有機會多次見到馮將軍。有一次他給我們一個個的看相,并聲稱在我們中間將會出現一位部長。他在演說中經常指責國民黨軍人,說他們穿著一身‘二尺五’(指國民黨軍人上衣二尺五寸長)到處欺壓老百姓。有一次他嘴上發炎,擦了一些白藥膏,在紹隆寺大殿前對我們演說時,我們還以為他長了白胡子呢。有一個夏天,天氣很熱,周院長指示送些西瓜給馮將軍吃。于是,派了六位男同學抬了一大籮筐送到縉云寺?吹酱扔自旱暮⒆,馮將軍像見到老朋友一樣的高興,連連向同學們打招呼。同學們說明了來意,并告訴馮將軍這些瓜是自己生產的,希望能給將軍解暑。在臨別時,有一位同學拿出了一大張白紙要求將軍題詞。將軍一看有六位同學.于是把紙裁成六張,然后給每個人寫了一張。題詞的內容,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希望您們永遠做雪里送炭的人”。并簽上他的名字,蓋上馮玉祥的大印。

    慈幼院(紹隆寺)的大門

    這是慈幼院(紹隆寺)全貌

    俗話說“人在福中不知福”。這時的我們,卻是“人在苦中不知苦”。我們深深地感到,比起敵戰區的孩子,自己甚至是幸福的。我們慶幸有了這個新家和這么多來自戰區的兄弟姐妹。我們還慶幸能生活在北溫泉縉云山這樣一個幽美的環境中。在戰爭年代,北泉慈幼院不僅給予了我們很好的教育、無比的溫暖和愛,而且培養了我們走向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吃苦耐勞”、“勤儉樸素”、“堅忍不拔”、“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奮斗精神。

    當時全院有四百多名難童。但是,湖北來的難童幾乎占了一大半,而且一家兄弟姐妹幾個同時來到慈幼院的不少。今天還活著并有聯系的昔日難童尚有二百多人,其中在臺灣和海外的有二十余人。我2001年到臺灣進行學術訪問時,就見到了十六位戰時的慈幼院同學。由于教師的精心教導和我們的刻苦努力,當時我們學習成績都很好。在慈幼院,我們不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種菜、種瓜,而且還要抬煤、抬米。“上山抬黑的()、下山抬白的()、上山打豹兒、下山打疤兒(指寺廟的主持)”的順口溜就反映了當時我們的樂觀情緒。

    正是在北泉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瘡、第一次患了砂眼、第一次生了癩痢。在一個冬天當我第一次在內衣上發現一排排白色而發亮的小蟲子——虱子時,真嚇了一大跳。還有我們和臭蟲作斗爭的那些場面至今還記憶猶新。由于條件艱苦、營養不良,不少同學患病。有一次我患上嚴重的痢疾,一天跑二十多次廁所,由于沒有手紙,幾乎把墊絮扯去了半截。而當時,我并不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也沒有吃藥,慢慢地就拖好了。

    供給慈幼院經費的鹽務總局因遭敵機轟炸等原因而無法繼續支持下去了。慈幼院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很長時間大家都吃不飽飯。但是全院師生都能堅強地面對戰時環境下遭遇的一切,去戰勝所有的困難。當時,我們也有自己的樂趣,如踢毽子、打彈子、游泳、爬山……幾乎個個都是能手。1995年我重游紹隆寺時,還發現了當年我們用來磨彈子的那塊石頭,石頭上磨出的一條條深深的印痕還清晰可見。見到那塊石頭,重溫兒時的苦、樂,怎不令人思緒萬千。19985月當我再次去紹隆寺時,昔日的廟宇、殿堂都已拆毀,新規劃建設的道觀正在加緊施工。所幸的是那塊見證了我們苦難童年的磨彈子的石頭仍在原地,沒有遭到毀壞。

    我拾起一塊石子在石槽上磨彈子重溫兒時的夢

    在慈幼院生活期間我和我的同伴們,從來沒有‘苦’的感覺,也很少哭鼻子。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在慈幼院里,同學們、老師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因為在這個‘師生成一體’的大家庭里,大家都一樣。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們,怎么說我們,我們從不自暴自棄。相反,我們充滿了自信,并自認為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正如院歌歌詞所說的:我們都是好兄弟,我們都是好姐妹,這兒就是我們的家,北泉慈幼院。親愛精誠,團結互助;我們相聚在一起,師生成一體……”。三年的慈幼院生活,給我留下了太多的記憶。我不能忘記在溫泉里游泳、去乳花洞尋找乳花石和我們磨得非常精美的乳花石印章;我不能忘記女同學們為我們每個男同學做的那雙布鞋,這也是在慈幼院穿過的唯一的布鞋(平時都是打赤腳或穿草鞋);我不能忘記《苦兒努力記》那本小說中的苦兒路美和他的奮斗精神對自己的影響;我不能忘記半夜里起來打更、緊急集合、躲飛機轟炸的場面;我不能忘記兩個人抬著八十多斤重的煤炭赤腳走在小路、石階上,踩著騾糞、馬糞與雨水混成的、令人惡心的漿糊糊的情景;我不能忘記縉云山上的竹林和縉云寺的鐘聲;我更不能忘記紹隆寺山門’外的兩棵白果樹和‘山門’內的四棵桂花樹……。

    我站在紹隆寺大殿前,這里是我19391942年睡覺的地方

    周之廉一一我們的院長、母親

    北泉慈幼院的院長是教育家周之廉女士。1938年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獲教育碩士。五四運動時,她曾是天津北洋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學生總代表,與郭隆貞、周恩來、鄧穎超一起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并共同發起、組織覺悟社?箲鸨l,為了參加救亡工作,她毅然從美國回國。關于周之廉,當時在重慶的《新華日報》這樣報導她:“只有做母親的人才能體會到撫養孩子的艱辛和責任的繁重。這里,我們要介紹一位為著愛護那些在戰爭中失去了父母和家庭的難童,而把自己的全副精力灌注到戰時兒童教養事業上去的母親,她將永遠被許多兒童尊敬著和熱愛著。她就是北泉慈幼院的院長周之廉……”。

    在慈幼院三年多時間里的一點一滴都值得我去回憶、去重溫、去思考。但是,有些人和事則是記憶中最深、最深的。正是這些最深的記憶,在我腦子里常常浮現出當年慈幼院一幅幅生動的畫面。周之廉院長就是對我們影響最深的人,也是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人。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對我們訓話時那種感人的情景。她教我們的頸部運動操,我至今還堅持在做。我還記得她親自給同學們分食孔祥榕先生1所送生日蛋糕的場面,她把一塊大蛋糕平均地分給每一個同學。雖然每個人只能分到很小很小一塊,但是大家感受到的家庭溫暖、母愛和幸福則是無法估量的。有一次有一個小同學生病,病情較重,同學們擔心,院長更是著急。這個同學叫蘇邦華,現在臺灣高雄市,那年我去臺灣見到他時,他還念念不忘這件事。他告訴我,在當時那么困難的條件下,周院長親自安排每天保證他吃一個雞蛋以增加營養。周院長為了給慈幼院籌措經費不得不四處奔波,并因此小產,以致終生無子嗣。有一次,她去財政部籌款想找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呈情。門房以“衣裝”取人不給通報。在她換上西服用英文名片再次拜訪時,就順利會見了。她不勝感嘆地說:“真是侯門深似海。"特別是有一次為籌款,在重慶過江時,因為人太多,跳板被壓斷了,大家都掉到江中,她因為會游泳才幸免于難。結合這件事,她鼓勵我們學游泳。我怎么也不能忘懷,她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買來魚肝油為同學們治夜盲眼的事。大家排著隊,依序地來到院長房間,一人分食一匙魚肝油的情景,就像發生在昨天。是院長想盡一切辦法為我們治疥瘡、砂眼和癩痢。我們小學畢業后,能順利的到中學讀書,也是由于她從教育部為我們爭得了享受“貸金”權利的結果(如果上不了初中就只有去工廠當學徒)。院長的好處是說不完的。正是因為有周之廉院長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才更加有信心、有勇氣去面對一切困難,才更加熱愛勞動、努力學習去迎接未來。在任何時候,只要想到院長,我們就感到溫暖和力量。院長的言傳身教對我們每一個慈幼院同學影響至深,她為我們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周之廉院長于1960年在美國去世。我們——這群昨日的難童,今天還活著的白發老人則永遠地懷念著她。

    下面我錄下原北泉慈幼院幾位健在的教師1999年為紀念周院長寫下的《良

    師慈母贊》:

    抗日烽煙漫  難童流蜀川

    喪失父和母  更無家可還

    慈幼紹隆寺  院長周之廉

    含辛又茹苦  撐起一片天

    讓童有書讀  不受饑與寒

    教童知農務  柴米自己搬

    聘教旨忠誠  任務賽爭先

    師生成一體  苦中實有甜

    之廉女中杰  有識又有膽

    拳拳慈母愛  保育英萬千

    桃李滿天下  功績應留傳

    北慈精神美  光彩照人間


    當然,北泉慈幼院在戰時所以能發揮如此重大作用,還與一批熱血青年教師的努力工作是分不開的。

    正是因為周之廉院長在我們這群“難童”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199954日在紀念北泉慈幼院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這些還活著的“難童”捐款,在重慶市委、北碚區委的大力支持下,在慈幼院舊址樹立了一座周之廉院長的紀念碑。紀念日,海內外(臺灣、美國來了部分同學)共有200多人(包括部分家屬和重慶市、北碚區委領導)到會,盛況空前。周之廉院長永遠活在我們心里。

    2007年我和夫人何允湘在周之廉院長紀念碑前

    我站在周之廉院長遺像前

    在慈幼院,除院長外,與我們苦樂與共、朝夕相伴的還有一群年青的老師:

      鄭金章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無論是寒天、酷暑,每天清晨起得最早的是鄭老師。他朝氣蓬勃、無怨無悔、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活動和慈幼院的教育工作中。每次勞動,無論是上山抬煤、還是下山背米,鄭老師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當看到有的同學搬不起44.5斤重一袋的米包時,他就幫助同學把米袋扛上肩。當看到落伍的同學背米感到吃力時,他就用手中的竹棍幫助一起抬……。有時背米、抬煤直到月亮東升時,我們的鄭老師則總是走在隊伍最后的一個人。

    音樂老師余自定既教我們的音樂,又編歌劇組織同學演出!顿u菜獻金》的歌詞:“挑起擔兒進城廂,今兒要把菜賣光,賣了菜錢捐國家,國家與咱保安康……”至今記憶猶新。是我們的音樂老師豐富了慈幼院的文化生活。是歌聲促使我們樹立了抗戰必勝的信念并鼓舞著我們去戰勝困難。歌聲與讀書聲在深山古寺里回響,它提示著人們,這里乃是一所“烽火搖籃。”正是因為慈幼院先后有一批優秀的音樂老師,所以才培養出了像劉天林、杜麟、陳忠明、阿克儉、陳光明、趙維儉、盛明亮、盛明耀……還有已去世的周華林等一批音樂人才。

    張白璐老師是三年里我留有最深印象的女老師。她年輕漂亮,充滿了朝氣與活力。在當時艱苦的環境下,她的樂觀精神感染著我們每個同學。張白璐老師現在臺灣,1998年是她八十歲的生日,可惜由于海峽的阻隔,我們不能去看望她老人家,為她老人家祝壽。我們只能遙祝她健康長壽。

    周穎老師是保育主任。周老師對我們要求嚴格,同時充滿了愛。有時一天勞動后,在晚餐前,她常常對我們訓話,表揚好人好事,批評不端行為,對一天的情況作一個小結。“文革”期間和“文革”后,我曾幾次見到她,在武漢、在北京;在他家里、在北京郵電醫院她老伴聶紺弩先生的病榻旁。因此有機會了解到她和聶老的一些遭遇和情況。我同時還懷念當時照顧我們生活的許多保育老師。

    三年慈幼院生活,我有許許多多忘不了的人和事。我不能忘記曾在一個床位上睡覺的高長發同學(當時是兩個人睡一個床位)。我不能忘記1942年去重慶考初中時住在廖適清家的那段日子。我當時正患著瘧疾,晚上睡在他家客廳里發高燒,白天則去參加考試?纪旰,我又找到重慶紅萬字會住了兩天才回院。我不能忘記馬朝志、劉天林、豐順烈、楊德盛、楊先知、胡順利、羅基炎等等這些在當時有影響的同學的名字。我還記得有一次,胡順利與羅基炎打架,從山坡上滾到山坡下,兩人都受了傷,在慈幼院所引起的震動。

      慈幼院同班同學,第二排右起第四人就是我[攝于1940]

     

    龍溪河畔的湖北學子

    在北泉慈幼院小學畢業后,我考取了國立二中和國立十二中【2】。前者位于合川,后者則在長壽縣的龍溪河畔,因了解到國立十二中乃是從湖北遷來,所以選擇了十二中。國立十二中由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三個部組成。各部校區相隔數里之遙。到了中學,過去慈幼院一些習慣了的感覺已經很難找到了。這主要是因為中學的同學,家庭環境大不一樣,經濟條件相差懸殊,貧富不均帶來的差別處處都能感受到。這時,也就更加想念慈幼院、想念我們敬愛的院長,想念慈幼院的老師、同學。


    我站在原國立十二中初中部大門前,門的上方還保存著國立十二中校徵


    和我說話的老人叫向忠賢是初中部搖鈴的校工,十年后老人己去世。

    這位老人叫向忠賢,他就是昔日為我們上下課搖鈴的

    ,

    照片1:我與向忠賢老人

    到了中學,因為享受到國家貸金【3】,所以除了不要學費外,吃飯也是公費。課本是向學校借、或與同學共用、有時還要抄。借書、共書、抄書,就是沒錢買書。沒有鋼筆,寫英文也用毛筆,有時還用竹子削尖了代替鋼筆。條件越艱苦,同學們學習越努力,成績也很好。老師基本上是逃難到后方的湖北知識分子,學生基本上是一群湖北學子。大家都懷著一顆共赴國難的心,師生關系很好。教育部規定給我們每個月米的定量是24.5市斤,米是最差的,谷子、砂子、稗子、老鼠屎……都攙雜其中,所以我們把吃的飯稱之為“八寶飯”。一般一個月才能吃一次肉,叫做打“牙祭”。由于油水太少、主食定量又低,大家都吃不飽。也正因為都吃不飽,所以飯的公平分配就很重要了。吃飯前,炊事員首先將飯用稱均分到每個小木飯桶里,八個人拿一桶回來后,再用瓢均分到每個人碗里。每人輪流掌瓢分一天。在用瓢分飯時,八雙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有時覺得掌瓢的人把自己的分少了一點,心里就很不舒服,到了該自己分飯時就報復他一下。因為吃不飽,在課后休息時間里,同學們常常到農民地里去偷老鄉種的紅苕、包谷、蘿卜等農作物充饑。整天總是感到饑腸轆轆的。

    我們住的是集體宿舍,睡的是雙人床。夏天木板床上的臭蟲之多,令人生畏。學校為了消滅臭蟲,專門建了一個比木床還大的灶,在把鍋里的水燒開后,將每個寢室的木床一個一個的放到鍋里去煮,水都煮成了暗紅色,臭蟲也得以徹底消滅。床上的臭蟲消滅了,但是對那些藏在木板墻壁里的臭蟲卻奈何不了,等到晚上一感覺到人的熱氣它們就又爬出來吸我們的血了。

    四川耗子[老鼠]是有名的。晚上碩大的耗子到處亂竄,在找不到食物的時候,經常爬到床上來,有時甚至把我們的腳底板上的老繭啃去一層,直到第二天下地走路感到疼痛時,才發覺是鼠咬的結果。

    戰爭時期,缺醫少藥。記得是1944年的秋天,一場大瘟疫突然襲來。一天早晨,同學們起床后發現好幾個同學無端地死在校門外。緊接著好多同學都不明緣故地發起高燒來,一下子病倒一大批。接著又有好幾個同學病死。整個北莊都籠罩在驚恐之中,真是人人自危。當時,既不知道是什么病,也沒有藥可醫。病號都集中到洗澡堂子里。同學們在水泥地上一排排地躺著,等待著命運之神的宣判。我在那段時間里整天都感到頭腦昏沉、兩腿發軟、不思飲食。我還記得當時的初中部主任,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把同學們集合起來,安慰、鼓勵大家與疾病作斗爭,企圖用心理療法去驅散病魔。

    在十二中四年,雖然戰時生活十分艱難,但是我們這群不愿做亡國奴的青年逃到了大后方,能有這樣一個環境安心讀書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我們時時思念著在淪陷區、在日本鬼子鐵蹄下掙扎的父母親、家人和同胞,我們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行徑給我國同胞帶來的無窮災難。這個仇恨、這段歷史直至今日、乃至永遠都是不能忘懷的。

    這是原十二中高中部男生宿舍

    這是原十二中高中部男生宿舍


    2007年我重訪國立十二中,原來的舊房己無蹤影,只留下了一塊紀念碑。

    照片2:我和我的夫人何允湘在國立十二中舊址紀念碑旁

    至今我都懷念當年那些與我們患難與共的老師們。

    記得上初中后開學的第一堂課是英語。我拿著向校方借來的英語課本和校方發的練習本走進了教室,開始上課了。“N-O no” 、“N-O-T not”,老師念一句,我們跟著念一句。教完課本上的第一課后,老師令我們自己書寫練習。我于是拿出毛筆、墨盒用心地書寫起來。突然,我的毛筆被人用力從手中抽去并拋到教室門之外。同時,聽到了一個嚴厲的聲音:“Fountain pen”、“自來水鋼筆”!把我嚇了一大跳。定了定神,我才搞清楚是老師不許我用毛筆書寫英語。但是我沒有自來水鋼筆!事后才知道同學們給英語老師取了個渾名張閻王。其實,英語老師非常慈祥。事后當他知道我什么也沒有的時候,第二次上課時他送給了我一支沾墨水鋼筆。沒有錢買鋼筆,怎么辦?我和幾個經濟困難的同學于是到山上找來細竹子,削筆尖,做筆桿,桿子里還能裝墨水。這樣我們也就有了自來水筆了。這當然也是不合規定的,但是老師再也沒有指責過我。我就是這樣認識了我的英語啟蒙老師的。時隔65年,我對張老師第一堂課的記憶還是那么深刻。

    語文老師姓孫,是長壽縣本地人。第一次課,他自我介紹說:“我姓孫,名本笨”,“‘生’本笨就是我”。孫老師講課生動易懂,語言幽默并富有啟發性,大家都喜歡他。同學們有時甚至越過了師生界線和他開玩笑、逗樂子。學校生活很艱苦,孫老師每星期天回家后都帶來一些私菜,如雪里紅炒肉絲、醬菜等。有一天,同學們來到孫老師的臥室,看到老師正在改作文本。于是一部分人從背后將老師團團圍住,另外的人就從他的柜子里把他帶來的私菜取走。吃飯時大家將菜分吃個光。第二天,又上語文課了。頭天“作案”的同學都低著頭,等待著什么。孫老師開口了。他第一句話就說:“哪個龜兒子昨天偷了老子的私菜?”不知情的同學大吃一驚。孫老師越講火越大了。“那個吃了老子的私菜叫他拉紅羹白帶,不得好死”。那些“作案”的同學忍不住在下面笑了。這更是火上加油了。一會兒,孫老師冷靜了下來說:“我知道你們生活苦,但是不能偷!”“要吃,就直接向我要嘛,我難道就不給!”經過這次事件后,我們更喜歡孫老師了。

    生物老師特別關心時勢。每次講完課后他都要用一些時間分析當時的戰爭形勢給我們聽。特別是重慶的大轟炸。他說:“日本飛機來了五十架,飛到重慶上空狂轟濫炸,丟完炸彈后,走了。又來了五十架,就這樣輪番轟炸”。我們知道生物老師愛看報紙,每當考試時,同學們就從校辦公室借來一些報紙放在老師的講臺上。老師發完考卷,就安靜地坐在講臺邊去看報了。同學們也就放心地照著課本抄答案。下課鈴響了,老師起身說:“大家很安靜,考試秩序很好”,“下課”。這種情況也就成了常規。

    是在1943年的春天,學校出通告規定,男學生頭發長度不許超過三公分,也就是說不許留“西裝頭”?墒侨昙壐甙嗟囊恍┩瑢W對此規定十分不滿,并提意見。學校仍堅持不更改規定。于是三年級部分同學鬧事了。在一個晚自習的時間,他們邀請了當時的訓導主任、我們的數學老師熊壽衡去對話。同學們商量好如果熊不答應修改規定就鬧事。熊老師按時到了教室并講話安撫同學們要服從規定。同學們見沒有改變規定的可能,于是按預先的約定,將學校電燈總開關關了。燈一黑,同學們也不敢冒然行動,寂靜了約幾分鐘,然后就有人敲打桌子、叫嚷,接著還有同學用硯盤砸向黑板。熊老師和去趕熱鬧的孫本笨老師急急忙忙地向教室門外跑去。這次小學潮雖然是非政治性的,但是放假后,幾個帶頭的學生就接到了勒令退學的通知,被開除了。

    四年中學,教我們的還有裴球璇、高品珊等一批著名的好老師。當時在老師中,還有一些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在講課時經常評論時局,課講得生動活潑并深受同學們的愛戴。而這些老師往往為了安全,在學校滯留時間不長就會離去。

    在東新村沿公路的一側都是茶館。特別是在夏天、秋天,每到傍晚,店主把竹躺椅、茶幾搬了出來一條邊的擺開。晚飯后,高中部的學生,都是男生,三五成群地來坐茶館。泡一杯茶就可以坐一個晚上(晚上十點前必須回校)。在這里,同學們談學習、談生活、議論學校內的問題,也擺“龍門陣”。但是,更多地是議論戰事、議論國家大事。當時同學們對“校事、國事、天下事”真正是“事事關心”。遇到一些必須要決斷的大事,如參加青年軍、遠征軍這樣的大問題,同學們都會在這里商量、討論,互相通氣最后變成行動。東新村的茶館已經成為一種具有特色的學生茶文化。

    我升到高中后雖然只有一年的時間,坐茶館也成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正是在這里,我感覺到自己更快地長大了。這里實際上是另外一個課堂,它讓我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在茶館里聽到、學到的東西雖有一些是負面的,但是正面的東西是主要的。發奮讀書、愛國主義精神,對日寇的同仇敵愾是東新村茶文化的主流。

    國立十二中位于長壽縣境的一個村子里。離學校不遠就是著名的龍溪河獅子灘水庫和水電站,這也是我們游泳的地方。由于十二中的到來,這里改名“東新村”。于是茶館、餐館、商店、照相館……也應時而生,一度還出現某種“繁華”景象。1996年我專程去長壽重游了十二中舊址。原初中部(北莊)已成為一個村民小組居住生活的地方;原高中部(官莊)已成為一所中等?茖W校的校址;原女生部(桅子灣)已成為一座變電站。東新村,由于沒有了過去那種人氣已經蕭條、冷落,只看到一個小賣店里坐著一些人在那兒拉家常。我站在東新村街頭,回想在這里戰時的四年中學生活(1942--1946年從初中到高中一年級)不勝感慨。


    我站在東新村街頭久久不忍離去

    照片8:我和長壽區人大鄭主任在東新村牌前

    寶稍庵日軍遺留的馬棚

    1945815日傍晚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學們欣喜若狂,大家含著眼淚,舉著火把連夜游行到長壽縣城?箲饎倮,經過八年戰難和離別,人人都急切地盼望著回家。當官的可以坐飛機,有錢的可以坐輪船,而我們這些“難童”、流亡學生則一票難求。我們回不了家。

    到了1946年的夏天,學校一些師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顧生命危險紛紛搭乘小木船返鄉。這種木船,艙里擠滿了約可坐30余人。船頭甲板上有8名船工劃船。我們就坐上它從長壽出發了。目的地是我們可愛的故鄉——武漢。川江灘多、浪急,所謂“青灘、葉灘不算灘,下面還有一個鬼門關”。我們的小木船如一葉扁舟行駛在川江里,每天都是險象環生。特別是經過三峽時,如果遇到橫沖直撞的美軍登陸艇,就更是大難臨頭了。每天早晨開船時,一般有多艘木船同行,傍晚到達下一個碼頭時,就會發現有幾艘不見了,因為它們已經葬身江底。大家都明白,這意味著又失去了多少年青的生命。我們除了為他們祈禱外,也暗暗地為自己擔心。我曾親眼看到一艘小木船,在已經通過了最危險的江段——三峽后,快到宜昌時,被一艘美軍登陸艇沖起的大浪掀翻,我親眼看到被掀翻到江里的人們求生的掙扎。

    木船每到一個碼頭.我們就在長江里游泳、洗澡,并花一毛錢在江邊那些臨時搭蓋的“雞鳴早看天”的草棚旅店里睡一晚。第二天清晨再登船踏上新的旅程。經過一個多月艱難地的行船,我們終于到了日夜思念的武漢。當有人問:“你是怎么回來的?”我則苦澀地回答說:“是從長江游回武漢的!

    這時的武漢滿目瘡痍,國民黨湖北省政府把國立十二中改名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學(簡稱省武一中)。因為沒有校舍,開始把我們安置在武昌十字街一個廢棄了的當鋪里。正是在這里,我睡過有四層高的當架,如果身體伸直了,小腿就要掉在當架外。因考慮到是戰后恢復時期,這些困難大家都能忍受。一學期后,省政府又把我們安置到武昌徐家棚寶積庵日軍侵華時期遺留的一片廢棄的馬棚里。馬棚的棚頂是鐵皮蓋的,晚上睡覺,人多、熱氣上升,遇冷結成水珠常常滴到上鋪同學的嘴里。這時,當我們看到鄰居農學院比我們的條件好很多,并且還在省武一中周邊蓋了許多活動洋房時,同學們因不平而憤怒了;加上當時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解放戰爭捷報頻傳,“一中的學生鬧事了”。這時整個武漢已是學潮不斷,震動全國的武漢大學“六一慘案"也是這個時期發生的。

    1948年秋,我高中畢業,1949516日武漢解放。以后省武一中也幾經調整與其他學校最后合并為今天的武漢市第十四中學,位于武昌曇華林。

    結 束 語

    以上,是從我個人的經歷敘述了一個湖北“難童”對八年抗戰的回憶。這個回憶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因為對那個年代的孩子來說它帶有一定的共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句話對今天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來說十分重要;同樣它對我們中國人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決不能淡忘了這段歷史,不能忘記中華民族在近代百年,因為落后而蒙受的國恥。我們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但是,和平不能靠“乞求”,只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才能讓那些對新中國心懷敵意的戰爭狂人保持必要的清醒,才能有持久的和平。我們要“居安思危”!

    張厚安 于武漢華中師范大學

    l】、孔祥榕先生是當時國民政府黃河水利委員會的委員長,他的別墅在北溫泉,與北泉慈幼院相鄰。那年在他生日,慈幼院派了幾名學生代表去給他祝壽,于是他送了慈幼院小朋友一塊大蛋糕。

    2】、當時各國立中學基本上是由逃難到四川的淪陷區各省的中學教師和知識分子所組成。一所中學往往代表一個省。

    3】、貸金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對來自敵占區的流亡學生采取的一種政策,即:讀書時的費用由國家貸給,將來畢業后參加了工作,有了收入了再返還。1949年國民黨政府逃到臺灣后,當然也就無法收回這筆貸款了。

       此文是早幾年前所寫,本想修改一下再發出,由于精力不濟,只好原文發出。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別是青少年能了解并牢記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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