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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維:核武器時代的意識形態
  •  2017-09-13 19:52:38   作者:tm211   來源:昆侖策網   點擊:0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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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維:核武器時代的意識形態 

           不同的自然稟賦塑造了不同的歷史文化。人類生存方式的差異是必然的,中國人不可能像美國人那樣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國人那樣生存。財富資源的競爭其實是生存方式的競爭。競爭導致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取長補短,也導致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導致生存方式的興盛或者毀滅。

     

    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越發達,物質短缺感就越強烈,財富競爭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財富競爭迅速減少了人類生存方式的種類,滅絕了大多數生存方式。而今的競爭主要發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間:

     

    (1)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

    (2)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

    (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為核心的伊斯蘭生存方式;

    (4)中華生存方式。

     

    這些生存方式的差異和歷史演變與自然稟賦的不同密切相關。斯拉夫人占有最遼闊的空間,卻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國人口規模為世界之最,卻占有最小的空間。

     

    直到原子彈出現以前,人類生存方式的競爭主要取決于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無論是否擁有較先進的生產力,擁有更強大軍事力量的一方總是獲勝。秦滅六國,漢人王朝被“五胡”所“亂”,蒙、滿征服宋、明,古希臘的米賽尼人被多里亞人征服,羅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國橫掃歐洲,蘇聯戰勝德國,是對這個道理的最后一次證明。


    核武器改變了這個規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武器,而是絕對的、終極的武器,是可以消滅戰爭意義的武器。戰爭是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擁有確保相互摧毀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的國家之間,武器再難決出大型生存方式的勝負。不僅如此,雖然在大國的高壓之下,核擴散進展緩慢,卻終究是難以避免的。 

     

    一、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彈時代降臨,人類生存方式的主要競爭手段出現了根本變化。思想戰線上的競爭,即政治觀念體系的競爭,成了生存競爭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決定競爭的勝負,但政治話語權之爭決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蘇聯的潰敗與軍事技術和生產能力幾乎無關。在軍事和生產技術上,蘇聯潰敗之際也并不落后于美國。美國霸權也不取決于其生產能力。無論在生產還是金融服務方面,美國所占的世界份額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國卻獲得了世界霸權,幾年前甚至開始談論建立美利堅帝國。美國的霸權更不在其軍事能力。盡管美國軍工聯合體極力渲染其軍事技術的高超,自二戰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軍從沒打贏過任何一場真正的戰爭。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場戰爭以美國的勝利告終?南斯拉夫沒有被美軍打敗,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歐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歐繳械投降?扑魑种畱鹗窃谝庾R形態戰場上決出勝負的。

     

    美國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維持世界霸權?“自由民主”話語系統崛起稱霸才是美國獲勝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30個國家是所謂“民選政府”,到2005年有120個。至于那些“新興民主國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從此被邊緣化,屈從美國,美國獲得了世界的統治權。


    意識形態競爭是當代生存方式競爭的主戰場,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權是靠政治話語霸權來確立的,也是靠政治話語霸權來維持的。 

     

    “冷戰”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靠意識形態競爭決出勝負的文明間的大戰。冷戰史證明,政治觀念體系競爭的成敗是文明興衰的關鍵。

     

    蘇聯領導層未能理解這個變化,全力獲取批判的武器,全力爭取軍事技術和生產技術上的優勢,卻在意識形態上采取守勢。了無生氣的官方話語系統說不服知識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壓制國內意識形態競爭,奉行意識形態上的鴕鳥政策。鴕鳥政策必然導致意識形態上的弱勢,當然打不贏思想戰線上的戰爭。思想戰線上的戰爭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競爭來贏得的。于是蘇聯知識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們征服蘇聯領導集團,最終導致了觀念上的崩潰和投降。于是整個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亂和困頓,陷入失敗的絕望。

     

    什么是意識形態?在當代,意識形態是關于社會發展道路的政治觀念體系,是關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觀念體系。

     

    政治觀念體系凝聚成少數抽象概念,就號稱“普世價值”,就成為現代宗教,成為知識界信奉的對象,就能如宗教般俘獲民心。

     

    類似于傳統宗教,現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確立人民對政權正當性的認同。從“君權神(天)授”到“主權民授”都是神話。事實上,管理社會的權力只能由少數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權”儀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區別和矛盾。

     

    (2)使人民區分敵我陣營。比如從“基督徒與異教徒”之分到“民主與專制”之分。事實上,敵我劃分非常彈性,蘇美可以聯手攻擊德意日,中美可以聯手對付蘇聯。中國三千多年前雖有“華夷之辨”,卻可以奉行“王者無外”。

     

    (3)動員人民同仇敵愾。用美麗的神話包裝利益之爭,煽動大眾仇恨,這是“十字軍東征”和當代“民主與專制之戰”的共同特點。得民心者得天下,沒有道義包裝,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場的“三位一體”與圣父、圣子、圣靈的“三位一體”并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概念的外延越大,內涵就越少,其標準也就越含糊,就越取決于誰掌控定義權。誰能證明中國傳統的自耕農社會不自由,或者沒市場?從科學的意義上說,脫離了社會具體條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陣營”的標簽。

     

    “自由民主”這種抽象標簽對生產的進步、生活的富裕、社會的秩序與和平、都沒什么實際意義,正如蘇聯以及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展示的,正如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曲折歷程也已經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國比法國“市場”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國“民主”得多。這種“事實證明”沒有意義,不過體現落入了西方的話語框架。所謂“話語霸權”,核心在于“概念定義權”,在于被知識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義。什么是當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論自由也不算數,除非反共的言論占據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黨也不算數,除非讓想推翻共產黨的黨逐漸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國在制度上排斥第三黨,其兩個黨的政綱看上去比共產黨更像一個黨,卻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們心目中的概念定義權,自造的定義只會淪為知識輿論界的笑柄。

     

    為什么“自由民主”話語能夠成為世界意識形態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發達國家的成功,說成是因為上帝屬于他們,真理屬于他們,說成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諦。這就掩蓋了一個由強權支撐的資本剝奪游戲,掩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制造的不平等,掩蓋了日不落帝國和對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領。英語戰勝法語,不是因為英語本身比法語更美,而在于英國和美國相繼用戰爭手段取代了法國,成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紀大約三分之二的時段里,被壓迫民族接過了自由民主話語系統,用于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并獲得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步。在這段時間里,作為壓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劍殺得一度失語。同時,另一部分被壓迫民族接過了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也是一種西方的話語系統,“西方的東方”話語系統與“西方的西方”的話語系統有天然的血緣關系。兩者的混合,加上中國本土的話語,雕塑了中國革命的世界奇跡。自由民主話語系統在東方的成功,導致了東方對西方話語的依賴,而西方的失敗卻刺激了這個體系的進步。

     

    第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出現了思想領域的迅速僵化趨勢。這種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會落后現象的步伐放緩。于是,在共產黨國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為內部反僵化的旗幟,卻也成了外部對手的“第五縱隊”。同時,新獨立的欠發達國家由于原有的貧窮落后軟弱,呈現大量的欠發達現象。這些國家的知識層,政治領袖層,基本是在宗主國的話語環境下熏陶出來的,話語知識的獨創能力不足。他們執政之后與本國大多數人民的日常生活脫節,解決社會實際管理問題的能力更差。加上內部經濟買辦階層和思想買辦階層的控制,欠發達國家基本無法抵擋自由民主話語系統的攻擊,陷入被控制的局面。當國家的血管被切開,外部給你輸血也是為了可持續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為他國打工,永遠不可能進入雇主集團。而這個事實的原因,卻被說成你沒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東方怎么可能成為“真正”的西方?中國照美國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毀滅了。即便你想,西方會允許嗎!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識形態是攻擊的利器,卻不是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的法寶,不是管理社會的技術,更不是關于吃穿住行的科學技術。

     

    轉奉自由民主的“真理”會變得繁榮富強?不,不會。思想上的被征服者會成為征服者支配和魚肉的對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過程也是第三世界被邊緣化的過程,是被資本主義核心世界馴服的過程。為了傳播,宗教永遠號稱是改善生存質量的原因,未來的烏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從科學的意義上說,宗教與生存質量無關。


    西方人說“自由民主”使他們富裕,可他們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東、南亞和東南亞之后才變得富裕。除了俄國和日本,他們占據了,移居了,掠奪了地球上所有的陸地,而且還在繼續掠奪中。印度多數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卻不可能像歐美人民那樣富裕。如果生存質量沒有因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為你沒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過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誰信的基督更“正宗”,誰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標準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話語權,即定義權,處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民族永遠不可能達標。

     

    在伊斯蘭世界播種民主的龍種,收獲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個標簽,說明西方陣營的先進和非西方國家被壓迫的合理。美國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認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國控制巴士拉油田當然有“合法性”,美軍在那里永久的軍事占領當然有“合法性”。誰會談論應當制裁每天都在濫殺伊拉克平民的美國軍政府呢!于是,必須制裁緬甸,因為那里還沒準備接受美國指定的“民主”傀儡。當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魯吉亞,因為那里已經有了美國控制的傀儡,而且連下一任傀儡都儲備好了。意識形態是攻擊別國,實現自己國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與“實際”無甚關聯,便只好轉而強調“信奉”所謂“普世價值”?墒,講究“實際”的我國領導人厭惡這種不講具體條件的抽象概念爭論。我國政府要求知識界“不爭論”,不空談“主義”,要全民埋頭搞經濟。受此影響,我國各級官員不愿在公開場合談論意識形態,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場,唯恐沾染上可能影響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競爭的勝負從來都不取決于物質生產狀況,否則大清國怎會敗于小日本,延安怎能勝過西安,又怎會有“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事實上,改革開放面臨的最大悖論是:物質生產越成功,知識界和政界與我國政體離心離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國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決定戰爭的勝負。在當代,民心向背之爭主要是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之爭。沒有色彩其實就是色彩,就是默認世界的“主流”色彩。

     

    從此,一種生存方式分成三個階段被對方征服:

     

    (1)對方的話語系統由知識界的非主流變成知識主流;
    (2)知識界的新主流話語滲入政治領導集團;

    (3)政府認同此種話語系統,并使之成為社會主流。

     

    從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遠像是“自殺”而非“他殺”。

     

    鴕鳥政策只會輸掉意識形態之戰。意識形態之戰,實質不在是否有意識形態爭論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氣應戰,在于是否有能力去爭奪戰場的主動權,在歷史、文化等主要戰線發動進攻,而且戰而勝之。看看我國那部分缺少了靈魂的“文學藝術”吧,由生產純責任感而變成生產純美感,進而生產純快感,然后生產純垃圾。文藝不可能是這樣復興的。

     

    換言之,在核時代,“批判的武器”遠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對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脅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買辦階層,才會有經濟界的買辦階層,才會有準殖民地,才會有發達國家的永遠發達。在核時代,沒有抵抗霸權話語系統能力的民族,沒有意識形態競爭力的文明,注定要被擊潰。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蘭文明如此,中華文明也是如此。

     

    我們當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絕不是分成壓迫與被壓迫的天下。從戰略上講,從根本上說,我國的廣大勞動者不是這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股東,買辦階層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中國何惜將昆侖裁為三截,遺歐、贈美、還東國!在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臨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侖不能倒。 

    二、新蒙昧時代與中國道路的啟蒙

     

    在對歐洲封建主義的戰爭中,本著開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話語系統漸漸成熟為偉大的話語系統。這個系統在應付共產黨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壯大。然而,如同羅馬帝國時代獲得了統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贏得了世界的統治權,這個話語系統就變成了教條,走向了墮落,成為壓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當今世界帶入了政治蒙昧時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異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與專制”的世界。“民主與專制”的兩分傲慢地高踞于話語權的最頂端,解釋世界上發生的幾乎一切重要事情,輕浮地為一切重要的事情開同樣的藥方。如果治不好病,他們使被洗腦的人相信,責任永遠不在藥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軍帶著自詡的道德優越感發動了新的東征,以人權的名義摧殘人權,以自由的名義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義支持專制。他們冒犯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國知識界強烈反感。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會指出,所謂“反恐”戰爭,非常骯臟,目的是控制戰略要地,掠奪戰略資源。正如雅克·德里達曾經指出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義進行。然而,即便認識了這場新十字軍東征的實質,意識形態依然重要。宗教狂熱點燃了基督徒們參加十字軍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類的信仰煽動著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給受害者帶來了內部的“第五縱隊”,帶來了抵抗運動的自殺。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義在我國已經流毒甚廣了。照著流行的說法,從秦始皇到今天,我國兩千多年都實行“專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則是“集權主義專制”,即最惡劣的一種專制。這種分類一筆勾銷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筆勾銷了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一筆勾銷了二十世紀上半期西方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一筆勾銷了二十世紀后半期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一筆勾銷了中華民族過去的輝煌和今天的復興。奇怪的是,中國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把這兩分法奉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談特談政體的“根本改革”。

     

    我國基本政體缺少“合法性”的說法是怎么變成主流話語的? 

     

    如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黃平教授所稱,“我國已成功解決了挨打、挨餓問題,現在卻面臨挨罵問題!

     

    物質不再匱乏,精神卻渙散了,靈魂開始自由地流浪。在現行的黨政體制下,我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但現行黨政體制卻不僅遭到西方各國指責,而且主要遭遇本國知識界依據西方“自由民主”話語系統進行指責。

     

    許多人以為中國不會被“罵”垮,這是淺薄的。因為對政體正當性的自我懷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國的正式綱領。“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不僅是我國知識界的主流認知,而且已經是官方話語的一部分了。對很多掌握話語權的知識分子來說,改革當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體制。對他們而言,“政治改革”就是從“專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體。無論是“躍進”地拆,還是“漸進”地拆,目標都是把故宮拆掉建白宮。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沒完成。

     

    然而,世界上只有一個白宮,中國的白宮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宮不是解放的標志,而是被真白宮奴役的標志。對西方意識形態“普世性”的迷信,特別是對競爭型選舉制度的迷信,不僅成了我國知識界主流,而且已經滲透到了我國決策層,開始威脅中國黨政體制的前途。西方把臺灣貼上“民主”標簽,大陸貼上“專制”標簽,毫不奇怪?稍谖覈蟊姾凸俜矫襟w里,甚至大學課堂里,也已普遍使用這種從西方進口的標簽,自承“專制”。連我國的軍隊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級軍官開始困惑,既然不應為專制政權攻擊民主政權而戰,自己怎能參與收復臺灣之戰?

     

    所有現存的政體都漏洞百出。關于政體的理想不是現實,也永遠不可能替代現實的政體。用自己的政體理想來攻擊他人的現存政體,并不會導致這種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為現實,只會削弱他人現存政體的正當性。我國的政體當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現世的政體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體,放在鄉村與城市人口對半的我國,放在東西南北巨大差異的我國,都會顯得蒼白。因為許多地理、歷史、文化原因,中華的生存方式從來就是獨特的,中華的政體也向來獨特。中華悠久、復雜、獨特的政治文明,豈是民主和專制兩個政治標簽所能概括!

     

    我國的現存政體當然有毛病?芍袊w比其他政體毛病更多?為什么不肯承認六十年的巨大進步也是在這個政體下獲得的?沒有戰爭和占領,能有美國?拆了故宮建白宮,就會把我們變成美國,這難道不是當初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藥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殺。蘇聯的對手就是這樣誘導蘇聯自殺了,通過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通過蘇聯那批天真的知識分子和領導集團。

     

    解構政治蒙昧主義沒有別的辦法,科學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啟蒙只能靠政治科學知識。過去的中國模式曾經給了歐洲啟蒙運動以重要的知識啟發,今天的中國道路則應成為世界新啟蒙運動的主要發動機。

     

    以往六十年的中國,“不唯書,不唯上”,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闖出了一條獨特的中國發展道路。稍加抽象,我們就能看出這個“中國模式”的端倪。


    在經濟方面: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資本市場是我國經濟的兩只翅膀,讓我國經濟得以騰飛,搏擊長空。而大型國有企事業機構及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如兩只腳,讓我國經濟安全地落在堅實的大地上。

    在社會方面,我們的基本單元不是個人,而是家庭、社區;高度的社會流動使我們沒有穩定的社會分層;政府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導致了一個有機的“社稷”;這個整體塑造了我們獨特的社會倫常。

    在政治上,我國擁有現代化了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系;有以考試入選,以功過考評為提拔更換標準的官員遴選機制;有單一、先進、堅強的執政黨;還有特殊分權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構成、行政手段,及獨特的決策修正機制。在世界觀上,我們看世界的觀念與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義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我國當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外交原則。

     

    然而,經驗的知識若不能凝煉成有關發展道路的政治科學理論,就打不破霸權意識形態的桎梏,我國就難以在生存方式的競爭中立足。哪怕獲得再大的物質文明成就,國內外的意識形態話語權掌握者仍會拿西方的“普世”尺度來測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給我國政權貼上“缺少合法性”的標簽。這類政治標簽在知識界傳播,進而滲入決策層,就會獲得自我實現的生命,引導中華文明走向“自殺”。 

     

    走出了獨特的發展道路,還應當擁有獨特的政治觀念體系。為了解構“民主”與“專制”兩分的政治蒙昧主義,為了中華生存方式的延續,我國應當積極開放和大力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競爭。如果沒有競爭的自信,沒有競爭的勇氣,如果連對一部電影的爭論都噤若寒蟬,我們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對于美國,半島電視不是言論是否自由的標志,而是意識形態競爭的戰場?梢哉f,沒有思想戰線上的競爭就沒有思想的進步,沒有思想的進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沒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競爭的成功就沒有中華生存方式的未來。

     

    我們不應忘記,若從1973年8月1日簽署歐安會的《最后文件》(即《赫爾辛基宣言》)算起,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解除思想武裝的自殺過程只用了18年。我們還可以預言,俄羅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將不是普京政權,不是石油財富,不是生產技術,更不會是恢復戰略轟炸機的值班巡航;俄羅斯將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因為發展出一套嶄新的、有說服力的、關于俄國發展道路的獨立理論體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戰線上的競爭有兩大任務,第一,要解構所謂“普世”價值,說破這“皇帝的新衣”,把一個藥方應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中華的生存方式,給出關于“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的讓知識界信服的闡述和理論解釋。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一個是立,在知識界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展道路的自覺。我們不是為對立而對立,是為擺脫思想桎梏,為中華的生存而對立。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生存競爭的主戰場,強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絕。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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