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向陽:終點抑或中轉: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審視

     


     

     

    摘要:縣域城市化,是當前我國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城市化的鮮明特征和主要趨勢。圍繞縣域城市化是否穩定這一問題意識,基于傳統農區中西部主要省份縣域社會調研,引入產業結構與就業類型這一維度,研究發現:傳統農區縣域經濟工商業基礎薄弱,本地經濟機會有限,中低端二三產業就業特征明顯,勞動力市場價值與婚姻驅動和教育驅動為主導的縣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不匹配;加之長期以來農民工群體社保政策執行強度有限,社保普遍缺失,難以支撐起其長期穩定的縣域城市化生活,因此當前傳統農區絕大多數普通農村青年群體的縣域城市化尚充滿變數;诖,要求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有效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供給,健全農民工社保政策體系,全面提升農民工社保有效覆蓋面,充分認識到農村社會的基礎性保障功能,加強包括黨建、基建、公共服務等在內的各項基礎性建設。

     

    關鍵詞: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城市生活成本;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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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城市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鮮明特征與主要趨勢。據悉,截至目前,我國總人口已突破14億,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增加到了8.48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達到60.60%。這一數據可以讓我們對我國城市化基本態勢有總體把握,卻難以幫助我們認識我國城市化具體實踐的復雜性與豐富性。從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同人在各地調研來看,我們國家目前存在三類人群、三個地域導向的三種城市化類型:一是以大學生白領群體為主要人群、以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為導向的大中城市異地城市化,是學界當前討論城市化問題的主要對象;二是以長三角珠三角農村居民為主要人群、以在地城市化為導向的在地城市化,這一區域區位特殊,占比不大,但同樣也構成了當前我國城市化格局中的重要類型;三是以廣大傳統農區普通農村青年為主要人群、以所在縣域社會為導向的就近縣域城市化。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群體進城,縣域城市化愈發成為當前我國城市化的重要類型和發展趨勢,也日益引起包括學界、政策部門等在內的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以上三種類型,大中城市城市化人群主要是大學生白領群體,有正規職業,有流動空間,也多有相對健全的社保體系做支撐,城市化相對穩健。在地城市化人群主要是特殊區位中的特殊群體,區位條件得天獨厚,家庭資源稟賦先天較優,也正因如此,呈現出兩點特征,一是城市化過程中來自政府、村莊和家庭的支持較多,在地城市化同樣相對穩健;二是難以復制,注定數量不多,卻也的確構成了我國城市化的重要類型。而不確定性最大的當屬廣大傳統農區縣域城市化人群,主要是普通農村青年群體,規模龐大,構筑了我國城市化的底色,極大影響著我國城市化的質量和走向。以普通農村青年群體為主的廣大傳統農區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如何呢?基于此,本文主要聚焦我國廣大傳統農區普通農村青年群體縣域城市化,通過梳理其縣域城市化具體實踐,旨在分析并預測我國占比絕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未來走向。換言之,縣域城市化,究竟是我國廣大傳統農區普通農村青年城市化的終點,還是只是中轉站?其穩定性如何?以上構成了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

    02

    二、文獻綜述與分析框架

    1.文獻綜述

     

    聚焦縣域城市化,梳理既有研究,學界已有豐富積累,主要脈絡如下:殷江濱、李郇以區域經濟增長、人口流動與城鎮化演進的關系為主線,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進行了回顧并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將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趨勢[1]。李強、陳振華、張瑩指出,農民工就近城市化中的“城市”,可分為三種模式:一是通過發展縣域經濟實現農業人口就近城鎮化;二是強鎮崛起帶動農業人口就近城鎮化;三是以地市為單位推進全域的城鄉一體化和就近城鎮化[2]。王向陽基于“進城意愿-進城能力-價值引力”的分析框架進一步指出,“縣域城市化”是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城市化實踐的鮮明特征[3]。與孫久文、褚明浩等重點關注發達地區“全域城市化”“完全城市化”不同[4][5],舒麗瑰基于上海、浙江、湖北三地調研,通過比較分析其不同地區城市化路徑,重點研究了欠發達地區農村家庭城市化,同時指出作為傳統農區典型代表的湖北普通農村是不充分就業、溫飽型農業、彈性家庭結構基礎上的舉家半城市化,因此城市化水平最低[6]。至此,縣域城市化是廣大傳統農區絕大多數普通農村家庭的城市化類型成為學界基本共識。

     

    基于廣泛的田野調查,夏柱智、賀雪峰指出,我國傳統農區絕大多數農民工家庭完成城市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現出基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耕半工家計模式的漸進式城市化過程這一類型特征[7]。有研究進一步指出,農民城市化方式是農民家庭有主體性的策略選擇,呈現出主動脫離型、動態調整型、被動跟隨型等農民城市化的基本類型。農民主體性的“漸進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計模式和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基礎之上的[8]。在此基礎上,陳文瓊、劉建平對這一漸進式城市化模式下的農民工家庭發展秩序進行了探討,同時提出了發展型半城市化這一概念來概括這一樣態[9]。聚焦傳統農區(欠發達地區)縣域城市化,王向陽從寧北平原農民進城的具體實踐入手,提出了以當地農村家庭縣域城市化為典型代表的傳統農區城鄉共生、工農相濟、代際相扶的兩棲式城鎮化模式[10],即以農時安排為基礎在返鄉生產與進城打工之間多次候鳥式往返。

     

    聚焦縣域城市化,也有研究對資源型縣域、電子商務型縣域等特殊區域縣域城市化以及縣域城市化與縣域經濟發展的內在機理等展開了豐富研究[11][12]。

     

    這一研究多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與城鎮化建設是一個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過程,即縣域經濟的發展可以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進程;反過來,城鎮化的大力發展又可以推動縣域經濟的發展,同時提出應努力發展縣域工商業,唯有如此,方可為在地人口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13][14][15][16][17]。這類研究理念往往非常美好,卻忽略了我國既有東中西部城鄉產業分工的基本規律以及廣大傳統農區縣域“去工業化”的基本經濟社會事實[18]。而這一點恰恰卻是我們討論占比絕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的基本出發點。

     

    縱觀既有研究,不足之處有三:一是缺乏明確的區域分析視野,即對以長三角農村、珠三角農村等發達地區沿海城市帶少數農村與占比絕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農村分類分析意識不強,導致縣域城市化的經濟社會基礎分析不完全準確;二是對占比絕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縣域經濟社會“去工業化”或“非農產業發育有限”以及勞動力就業流動性較高、社會保障不足等基本特征認識有限;三是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穩定性或風險關注較少,導致研究預見性欠缺;诖,本文擬延續既有區域差異分析視角,重點聚焦占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通過梳理其縣域城市化具體生活實踐,嘗試對其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做出中觀層面的機制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2.分析框架

     

    結合我國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具體實踐,本文將其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問題操作為“短期穩定”與“長期穩定”。其中,短期穩定主要受傳統農區縣域經濟產業結構所能提供的就業類型影響。進一步講,如縣域經濟中二三產業發達,就業機會充沛,則勞動力可捕捉的經濟機會較為豐富,勞動力市場價格穩定,可穩定支付城市日常生活成本,進而實現短期穩定;如縣域經濟中二三產業不發達,就業機會稀缺,就業不充分,則勞動力可捕捉的經濟機會相對有限,勞動力市場價格不穩定,難以支付城市日常生活成本,則縣域城市化短期穩定也就難以實現。長期穩定主要受傳統農區各地企業、政府等提供的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制度性社會保障體系影響。如社會保障體系健全,農民工社保覆蓋率較高,則進城農民工群體可獲得較為穩健的晚年生活保障,進而實現長期穩定;如當地企業、政府等能力有限或意愿不強,當地社會保障體系往往不健全,進城農民工群體往往難以獲得較為穩健的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意味著這一群體進入老年、退出勞動力市場后往往成為子女家庭城市生活“累贅”或“負擔”,在城市生活成本剛性上漲的情況下,社會保障缺失的這一群體往往面臨收入來源缺失、收不抵支的尷尬局面,進而導致其縣域城市化長期不穩定。

     

    同時,筆者擬引入“縣域經濟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素質”這一維度。從筆者調研來看,廣大傳統農區縣域經濟產業結構多集中在中低端制造業、傳統城市生活服務業、建筑業等,多屬勞動密集型行業,二三產業發育不足,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且往往社保缺失,相比東南沿海制造業工廠工作以及北上廣深等大中城市服務業崗位,本地縣域經濟勞動力市場容量與吸引力均極其有限,進而導致整個縣域經濟社會“消費有余而生產不足”。從進城農民工勞動力素質來看,多數屬于初高中畢業,甚至初中輟學即外出務工經商,除了極少數腦筋活、膽子大或運氣好的農民工尚可實現較為穩健的事業發展與財富積累,絕大多數勞動力市場競爭能力一般,多從事工廠普工、建筑工人、送外賣、開滴滴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工作,與傳統農區欠發達的縣域經濟中低端產業結構相適配。而農民工群體的這一勞動力素質特征,也內在決定了其工作崗位往往不穩定,職業流動中多橫向流動而難有縱向發展,在勞動力市場上僅能獲得維持其基本生活的市場價值,且制度性社會保障一般是斷裂難以接續甚至是完全缺失的,也就難以為其在城市長期穩定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诖,分析框架參見圖1。

     

    本文經驗材料主要來自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近年來在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傳統農區縣域范圍內開展的為期1520天不等的多次多點田野調研。調研期間,筆者對當地城市化家庭中老年父母、年輕子女、村干部、出租車司機、店鋪老板、縣鄉干部等展開訪談,從而獲取了大量豐富的一手資料。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區域,二三產業發展普遍不足,在地經濟機會有限,跨區域打工經濟普遍,可作為傳統農區的典型代表。

    03

    三、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的經驗圖景

     

    如欲對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前景是否穩定做出科學預測,我們必須回到其縣域城市化的具體經驗圖景中來。根據調研,可梳理出傳統農區農村青年城市化基本類型和若干特征如下:

     

    1.基本類型

     

    就農村青年群體而言,根據受教育程度和市場機會捕捉能力,大體可劃分為三類:一是通過上大學成為城市白領的農村青年群體,受教育程度較高,可在大中城市捕捉相對穩健的就業機會,經過若干年積累,在家庭的有效支持下,往往可以實現相對穩健的大中城市城市化,不過受限于高等教育機會分配的基本規律,這一群體占比往往不高,因此屬于少數;二是對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余農村青年群體而言,其中有一小部分憑借腦筋活、膽子大、有技術積累或運氣好等,也捕捉到了和大學畢業白領群體收入相當甚至更高的市場機會,經過若干年的財富積累,他們也實現了相對穩健的大中城市城市化或縣域城市化,鑒于他們屬于務工經商農民工群體當中的精英群體,因此占比一般也不大,同樣屬于少數;三是對于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余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群體而言,他們當中不少人同樣具有強烈的城市化動機,鑒于市場機會捕捉能力和進城成本支付能力等限制,他們多選擇本地縣域城市化。這一群體屬于農村青年城市化當中的大多數,占比70%甚至更高,也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對象。通過隨機訪談,筆者得到了傳統農區農村青年進城案例30例,鑒于每個案例篇幅較大,在此僅根據類型劃分展示其典型案例。

     

    (1)大學畢業城市白領:大中城市城市化

     

    經過梳理,30例農村青年進城案例中,這一類型有3例,占比10%,均為大學畢業到各城市工作,目前分別定居于鄭州、西安和武漢。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1:ZMW,1990年生人,老家在河南農村,浙江某重點大學本科畢業,在溫州報喜鳥集團工作五年,而后回到河南好想你公司工作,目前任部門經理,年薪15+。在農村父母的支持下,加之自身的工作積累,于2018年支付首付80萬元在鄭州購房一套,隨后不久又購車一輛。目前事業發展順利,城市生活相對穩定。

     

    (2)務工經商精英群體:大中城市城市化或縣域城市化

     

    以上農村青年進城案例中,這一類型有5例,占比約16.7%,分別在廣東東莞開塑料廠、在新疆庫爾勒市開廢品收購站、在鄭州販運瓜果蔬菜、在武漢做汽車輪胎批發和在北京開室內設計類公司,除了在北京開室內設計公司的這位案主選擇回到縣城買房外,其余四位均在工作當地購房定居。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2:WL,1991年生人,老家在湖北農村,高中畢業后,就跟隨在武漢做輪胎批發生意的叔叔在武漢打拼,后自己也在武漢另立一攤,具體收入上下波動較大,但收入可觀,并于2016年在武漢洪山區獨立購房一套。目前父母在農村老家生活,自身城市生活穩定,未來發展前景較好。

     

    (3)普通農村青年群體:縣域城市化

     

    以上農村青年進城案例中,選擇在本地縣城實現縣域城市化的這一類型有22例,占比約73.3%,屬于進城農村青年群體當中的絕大多數。其中,除了有3例在當地縣城開挖掘機、服裝廠工作和開出租車實現本地就業外,其余均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帶工廠工作,或在北京、上海、本省省會城市等大中城市從事送快遞、送外賣、做代駕、搞裝修等城市服務業工作。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3:QK,1993年生人,老家在江西農村。初中畢業后,跟著父親在工地上打工,其間自學了開挖掘機技術。近年來,當地縣域范圍內修路等基建項目上馬較多,經熟人介紹,最近一兩年均在當地縣域范圍內開挖掘機,一年下來也能有七八萬收入,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但就是工作不穩定,高度依賴于地方基建項目實施以及熟人關系熟悉程度。據悉,2016年,應女方要求,他們家為其在縣城全款購婚房一套。目前,他們小家庭一家三口在縣城生活,父親在外地工地打工,母親在農村老家生活,偶爾進城帶孫,妻子在縣城超市做導購員,每月工資2000元,沒有社保。

     

    以上案例3可謂農村青年在當地縣城實現本地就業、本地生活的典型代表。

     

    案例4:BT,1990年生人,老家在安徽農村。初中畢業后,其便跟著同村同齡人到浙江諸暨的五金廠打工,婚前輾轉也換了好幾份工作,分別在KTV、餐廳、燒烤攤等做過服務員。2012年,在結婚的前一年在父母的支持下在當地縣城全款購房一套。據悉,婚后,其本人逐漸成熟了起來,工作主要集中在浙江諸暨的中小型五金廠,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工作環境也比較嘈雜、臟亂,但工作時間相對自由,每月收入能有五六千。媳婦兒和他一起在五金廠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因受不了五金廠相對惡劣的工作環境,便選擇繼續到東莞電子廠去工作,每月工資四五千。據了解,他們均沒有社保。目前父母在安徽農村老家種地、帶孫子孫女,他們夫妻二人常年在外打工,縣城房屋也就處于閑置狀態。

     

    以上案例4是傳統農區絕大多數普通農村青年的普遍狀態,年輕子女在外打工,父母留守農村種田,孩子留給中老年父母在家照料,之前用作婚房的縣城房屋常年閑置,最多是過年回家期間住上一段時間。

     

    2.典型特征

     

    聚焦占比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群體縣域城市化,通過梳理其縣域城市化具體實踐,其典型特征如下:

     

    (1)進城動力:婚姻驅動與教育驅動突出,就業集聚效應不明顯

     

    當前,對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群體而言,人人均具有城市化的想象與憧憬,其進城動力何在呢?經過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一是本地婚姻市場條件下“女方要價”所主導的婚姻驅動!安毁I房,不結婚”逐漸成為廣大傳統農區各地婚姻市場共識。為了順利完成子代婚配,各地農村父母在人生任務和代際責任驅動下,多選擇“勤扒苦做”“省吃儉用”來最大限度整合家庭資源,做最充分的子代婚姻準備工作。近年來,隨著縣域房價日漸走高,少則每平方米三四千,多則每平方米五六千,除了少數家庭有能力為子代在縣城全款買房外,多數家庭選擇父母支付首付、子女償還貸款或代際合力支付貸款的形式。二是優勢教育資源集中在縣城這一大背景下的教育驅動[19]。調研期間,多位訪談對象向筆者坦言:“之所以進城買房,主要是為了將來孩子讀書,進城接受更好的教育!敝档靡惶岬氖,有研究指出,部分地區地方政府為了推動縣域城市化,撤點并校等教育政策也成為其重要工具。多位受訪者的回答也印證了這一判斷,要求結婚買房的考慮之一其實也是為了將來孩子上學。至于是否考慮到縣城就業,這一點表現并不明顯,甚至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在縣城購房后仍然選擇外出務工經商而非本地就業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對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而言,之所以選擇到縣城買房,婚姻驅動、教育驅動明顯,就業驅動并不突出,也就意味著縣域經濟社會難以為他們提供充分就業,這一點和各地縣域經濟產業結構高度相關,值得高度關注。

     

    (2)就業類型:集中在中低端二三產業,勞動力流動性較強

     

    對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群體而言,進城買房后,他們是如何解決自身的就業問題的呢?從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同人觀察來看,根據就業地點劃分,可將他們劃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本地就業,一類是外地就業。其中,本地就業主要集中在當地縣域社會。從傳統農區各縣域經濟社會一般特征來看,其能為在地發展的農村青年群體提供的工作崗位或經濟機會主要有:(1)少數的農產品加工廠、縣城工業園區(或產業集聚區)服裝廠、電子廠等代加工廠流水線工作;(2)超市、餐廳、KTV等縣城服務業中的店鋪生意或服務員工作;(3)開出租車或開滴滴;(4)適度規模的種養殖業,中年人居多,年輕從業者較少;等等。其中工資待遇多集中在每月兩三千元,沒有社保,僅可維持在地基本生活,甚至需要農村父母不定期進行支持。選擇外地就業農村青年群體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帶的各類工廠或從事送快遞、送外賣、開滴滴、做代駕等各類城市新型服務業。目前仍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在跟隨父輩的腳步從事建筑業或裝修工作。鑒于本地縣域經濟社會市場容量有限,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選擇外出務工經商,占比70%以上,只有少數有門路或家庭原因需要在地工作的農村青年才會選擇在地就業。在內外比較收益的綜合權衡下,對他們而言,外出務工經商是第一選擇,本地縣域就業并非首選,這也是我們到中西部傳統農區多次調研卻極少看到年輕人在本地工作的重要原因。但不論是本地就業,還是外出務工經商,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就業多集中在中低端產業,且勞動力流動性較強,工作穩定性較差,在頻繁的橫向流動中難以實現職業的縱向發展。

     

    (3)生活保障:制度性社會保障缺失,農村生活保障功能凸顯

     

    從以上梳理來看,對于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而言,就業多集中在中低端二三產業,產業利潤有限,除了少數大廠可以為他們繳納社保外,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沒有社保。在《勞動法》等社會保障相關政策執行強度有限的情況下,工廠等用人單位,在用人成本、市場利潤等綜合考量下,不具備主動為農民工群體繳納社保的內在動力。在非正規經濟領域實現靈活就業的農民工群體,他們的社保往往也是缺失的。加之農民工群體就業的一個突出特征是流動性強,在全國性社保制度體系暫未打通或接續起來比較煩瑣的情況下,農民工群體社保往往處于斷裂而難以接續的狀態。從我們的專題調研來看,農民工群體社保缺失問題比較普遍,亟須社會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門注意。在制度性社會保障普遍缺失的情況下,對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而言,年輕時當然沒有問題。尤其是在我國超大規模經濟體量下,就業層次異常豐富,只要具備基本的勞動意愿和勞動能力,農民工群體實現就業問題不大,有就業,尚可維系其城市化生活,即使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年輕時并不常在當地縣域生活;但問題恰恰出在老年之后,在沒有退休工資和喪失基本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步入老年的農民工群體如何解決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經濟來源問題呢?步入老年階段,逐漸被勞動力市場所排斥,生活來源也就成為一道難題。包括承包地、宅基地等在內的低成本農村生活的社會保障功能將日益凸顯:與其在生活成本剛性的城市缺少尊嚴和自由地艱難生活,不如退守家鄉農村,依托土地和村莊,低成本地實現自由而有尊嚴的退養生活。

     

    綜上,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的基本圖景是:一是普通農村青年群體是各地縣域城市化的主要人群;二是縣域經濟市場容量有限,他們多選擇外地務工經商,本地縣域購房生活,因此房屋長期閑置;三是婚姻驅動和教育驅動明顯,就業驅動并不突出;四是就業多集中在中低端二三產業,勞動力流動性強,制度性社會保障缺失,長遠來看,農村社會保障功能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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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分析

    從城市化生活周期來看,對廣大傳統農區普通農村青年群體而言,縣域城市化是否穩定,主要取決于兩項要件:一是勞動力市場價格是否與城市化成本相匹配,即走向城市的農村家庭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如何;二是勞動力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是否與勞動力下行周期相適應,即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可支撐其喪失勞動能力或遭遇重大變故期間的城市基本生活保障。從既有傳統農區縣域經濟社會一般特征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基本現狀來看,以上兩項要件均不具備,因此,筆者認為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具體分析如下:

     

    1.中低端產業就業、剛性城市生活成本與短期不穩定性

    從當前廣大傳統農區絕大多數農村青年就業類型來看,不論是在本地勞動力市場上不充分就業,還是選擇到全國性勞動力市場上務工經商,就業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二三產業。一般有以下幾類常見工種:(1)工地建筑工,最大的好處是自由,最大的問題是不穩定,高度依賴于工地開工情況;(2)工廠流水工,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代加工中低端制造業,典型代表是服裝廠和電子廠,工作相對穩定,但所謂的高工資全靠加班加點來實現,且流動性較大;(3)送快遞、送外賣、開滴滴、做代駕等城市新型服務業工作,工資高低高度取決于自身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4)在餐廳、超市、KTV等城市傳統服務業場所做服務員;等等。通過梳理,我們可以發現以下規律:農村青年就業,一是高度集中于中低端制造業流水線或建筑工地,二是高度集中于與城市生活體系相配套的新舊服務業。不論具體就業形態如何,對他們而言,主要且僅能依靠自身勞動力與市場機會相結合,似乎注定只能獲取與其勞動力市場價值相當的工資收入,即勞動收入本身即勞動力價值本身,更準確地說,是勞動力體力價值。從勞動力素質這一角度看,絕大多數普通農村青年多初高中畢業,初中輟學即外出打工者也不在少數,受教育程度有限,技術掌握不多,勞動力素質處于中低端(客觀描述,不存在貶義),內在鎖定其中低端產業就業格局。問題恰恰在于:對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青年而言,勞動力市場價格,是否可以支付其縣域城市化生活成本呢?

     

    縣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進城購房,筆者稱之為一次性進城成本或初次進城成本;二是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具體又包括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生活成本,人情往來等社會性成本,購車后車位費、油費、車險、保養等交通成本,生病住院等突發性成本等。從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具體實踐來看,進城買房這一一次性進城成本,往往由父代家庭支付,或者父母支付首付、子代或代際合力償還貸款,總體而言,一次性購房成本多在30~50萬元不等,首付多在一二十萬元,依靠農村家庭多年的財富積累,進城購房并不成為農村青年進城穩定生活的障礙。問題恰恰出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上,即勞動收入是否與城市生活成本相匹配。在此,我們先引入一個典型案例:

     

    5:LSF,男,1986年生人,山西運城人,老家在農村。職高畢業后先后在縣城紡織廠、化工廠、塑料廠上班,目前在為當地家政公司拉貨,每月三四千元,在當地屬于高工資,媳婦在當地超市做導購員,每月工資2000元。2008年結婚,當時向女方承諾了買房,2013年,考慮到將來子女上學,因此選擇在縣城購房,每平2950元,首付17萬,主要由父母支付,小夫妻二人負責償還每月貸款。目前育有一兒一女,分別上小學四年級和小學二年級。目前其基本家庭開支如下:(1)房貸,每月償還2350;(2)子女教育,公立學校,費用不高,但有上補習班,其中一個暑假1700;(3)車子,婚后購得國產車一輛,五六萬元,自己支付,目前每年油費、保險等加總需要10000元以上,每月平均1000;(4)人情往來,一般關系50~100元不等,親近關系需要500~1000元,每年需要兩三千元;(5)日常生活開支,在生活比較節儉的情況下,每月生活費需要1000元以上;等等。(訪談記錄:LSF20200715)

     

    經梳理,案例中當事人家庭夫妻二人在縣城每月總收入也就5000出頭,在不考慮其人情往來、子女教育、生病住院等開支的情況下,其日常性城市生活剛性成本已經達到4350元以上。在縣域經濟社會難有發展、工資待遇遠遠落后于物價上漲幅度的情況下,城市生活成本卻在剛性上漲,尤其是隨著其勞動能力退化、子女長大后教育費用增加、老年父母患病風險增大等因素變動,均將極大加劇其城市化穩定生活的風險。案例中當事人夫妻二人均實現了在地就業,且收入尚可,屬于當地比較理想的情況,F實中更多的情況是男方工作,女方主要負責陪讀、處理家務,且工作充滿不確定性,流動性較大,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增加了以他們為典型代表的普通農村青年進城生活的變數!白优^不到人,父母就頂上去”,往往會倒逼農村父母繼續支持其城市化生活,導致農村父母“老而難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縣域城市化充滿短期不穩定性。

     

    2.社保政策執行有限、社會保障普遍缺失與長期不穩定性

     

    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農民工群體社保繳費率雖逐年上升,但從實地調研來看,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社保仍普遍缺失[20]。究竟是產業結構中低端、產業利潤有限所導致的資本方客觀能力不足的問題,還是在黨委政府政策執行強度有限情況下資本方為擴張利潤空間、降低用工成本、壓縮甚至消解社保要求的主觀意愿消極的問題?農民工群體社保缺失問題,作為普遍的經濟社會現象,背后存在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根源。資本天然不具備為農民工群體繳納基本社會保障的內在動機;地方政府嚴格監督《勞動法》有效執行的積極性先天不足;既有計件工資或計時工資的勞工制度、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土地社會保障、落葉歸根的長遠生活預期、為了下一代的內在家庭倫理價值,共同賦予了農民工群體甘愿忍受辛苦工作且主動要求加班但并不要求繳納社保的打工心理與行為。

     

    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產業就業,附加值有限,產業利潤不高,這是客觀經濟結構。在產業利潤不高的產業結構背景下,對具體企業而言,除了正常支付農民工市場價格(即勞動工資)之外,每多為一位農民工繳納社保,也就意味著工廠不得不額外支付一筆“社保成本”;社保成本的增加,最終會疊加到企業的人工成本上去,也就意味著利潤空間的壓縮。在《勞動法》(2009)第一次修訂之前,我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幾乎沒有任何社保配套。核心原因只有一點:在缺少嚴格外部制度規制的情況下,對工廠而言,它們既不具備為農民工繳納社保、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配套的內在動力,更不存在要求它們必須履行合理的用工制度的外部制度環境,工廠方面只會為農民工群體提供最低限度的工資待遇和生產生活配套。事情轉變發生在《勞動法》(2009)第一次修訂,更準確地說是《勞動法》得到較高重視和相對嚴格執行的2012年以來。經過短時間的過渡后,我國政府對《勞動法》實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工廠規范用工制度、工作時間、生產環境、社保繳納等。在《勞動法》實施從“寬松”走向“相對嚴格”的過程中,農民工社保繳納情況發生了基本分化:

     

    對大工廠而言,生產發展相對穩定,用工制度等各方面相對比較規范,在國家要求嚴格實施《勞動法》后,大工廠成為最先響應的對象。在國家法律出臺、地方政府介入下,大工廠首先為農民工群體繳納了社保。鑒于資本天然具備規避用工成本、最大限度追逐產業利潤的內在動機,因此,大工廠仍可以采取種種策略性手段和方法來有效規避這一用工成本。其中之一便是:如有可能,在不影響正常生產的情況下,盡可能通過“勞務派遣”的方式來使用作為“臨時工”存在的農民工群體。

     

    對中小工廠而言,管理相對靈活,非正規經濟特點突出。在統一的《勞動法》框架下,就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同人在浙江、珠三角等地調研來看,中小工廠為農民工繳納社保者仍然極其有限,更為常見的是只為工廠當中的重要管理崗位或技術崗位員工購買社保,或者為工廠當中自家家人、親戚、朋友等購買社保,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民工并不在工廠繳納社保范圍之內。在《勞動法》已經出臺20年以上的當前階段,假如政府高度重視并嚴格要求工廠為農民工繳納社保,農民工社保繳費率必將有明顯不同?闪硪粋問題同時出現:為什么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對這一問題態度比較曖昧呢?

     

    保障數以億計的農民工權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的內在要求,但并不意味著宗旨立馬落地成為現實普遍實踐。就既有社保制度的具體實踐而言,地方政府是《勞動法》貫徹落實的真正主體和依托力量。對他們而言,農民工群體首先多是外地省份居民,加之社保的繳納,還需要地方政府做一定比例的配套,因此,對地方政府而言,為什么要積極主動地承擔這一工作呢?此外,一旦地方政府要求屬地范圍內工廠必須嚴格執行《勞動法》要求,在當前全球產業轉移、地方政府競爭的大背景下,“資本”是可以充分流動的,本地的招商引資項目很可能就被“逼”走,因此,地方政府其實并不具備積極監督工廠嚴格執行《勞動法》用工制度規定的主觀意愿和客觀條件,否則就是“沒事找事”;诖,地方政府一般不介入工廠用工問題,客觀上為農民工社保缺失問題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制度環境。

     

    對農民工群體而言,在社保普遍缺失或斷裂難以接續的情況下,年輕時問題一般不大,尚可依靠自身勞動力來獲取相應的市場價值;隨著年齡增大,尤其是到了50歲以上,勞動能力明顯減弱,逐漸被城市勞動力市場所排斥,并最終成為城市“多余人口”。對于喪失了勞動能力且社保缺失的農民工而言,究竟是否有可能實現相對穩定的城市化生活呢?有,但很難,且往往面臨著一道選擇題:究竟是艱難地在城市高成本地小心翼翼地生活呢,還是退守家鄉,依托土地和村莊,實現自由自在的、低成本的退養生活?答案顯而易見。

     

    綜上分析,鑒于絕大多數普通農村青年多集中在中低端產業就業,有限的勞動力市場價值與剛性上漲的城市生活成本難以匹配,導致縣域城市化短期穩定充滿變數;加之長期以來我國社保政策執行強度有限、農民工社保普遍缺失,也就意味著既有社保體系難以支撐其勞動能力退化之后的縣域城市化生活,進一步放大了其進入退養狀態之后的縣域城市化長期生活風險;诖,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當前廣大傳統農區以絕大多數普通農村青年為主體的縣域城市化。也許,縣域城市化并非農民家庭發展的終極終點,而是從縣域,或走向遠方,或返回故鄉,只是農民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站。不論如何,總體來看,當前我國廣大傳統農區縣域城市化,本質上是一種普遍缺乏扎實產業基礎與充分經濟機會的、就業不穩定的、發展充滿變數的、城市生活成本卻在剛性上漲的、建設質量尚有待全面提升的城市化模式。

    05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

     

    圍繞“當前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是否穩定”這一問題意識,在對既有研究進行梳理基礎上,本文秉持區域分析視角,重點聚焦占絕大多數的廣大傳統農區普通農村青年群體,運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等質性研究方法,通過挖掘廣大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群體縣域城市化具體實踐,將穩定性問題操作為“短期穩定”與“長期穩定”,同時引入“產業結構與就業類型”這一維度,對我國傳統農區農村青年群體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問題展開了機制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傳統農區縣域經濟缺乏扎實的工商業基礎,經濟機會相對有限,就業機會不充分,難以支撐絕大多數的農村青年群體實現本地充分就業。在打工經濟成為傳統農區經濟社會常量的情況下,受婚姻驅動和教育驅動影響,縣域城市化日漸成為較為普遍的經濟社會事實。對農民工群體而言,其勞動力素質基本特征,內在鎖定了其中低端產業就業基本格局,相對有限且難以提升的勞動力價值本身與剛性上漲的縣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不匹配,導致其短期不穩定;同時受限于我國社保政策執行強度有限,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失,難以支撐其進入退養狀態后的城市基本生活保障,長期來看,必然導致其縣域城市化生活不穩定且必須做出調整。

     

    2.政策建議

     

    縣域城市化,究竟是我國廣大傳統農區農民家庭發展的終點站,還是只是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中轉站?這一問題,充滿變數,值得我們持續關注并進一步挖掘;诖,本著有效提升縣域城市化穩定性并進一步提高縣域城市化質量考量,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有效增加在地就業機會供給。沒有產業,就沒有就業。去工業化的縣域經濟,幾無可能支撐起一個高質量的、穩定的縣域城市化。在充分認識我國既有東中西部城鄉產業分工基本格局的基礎上,必須立足縣域經濟社會實際,找準縣域經濟生長點,優化既有縣域產業結構,大力提升縣域經濟質量?h域經濟得到有效發展,方可有效增加在地就業機會,提供充足就業崗位,為更多的農村青年縣域城市化提供可靠、穩定、充沛的經濟機會,進而為有效提升其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提供扎實經濟基礎。

     

    二是進一步健全農民工群體社保政策體系,全面提升農民工社保政策有效覆蓋面。沒有社保,就沒有未來二三十年后農村青年群體穩健可持續的縣域城市化生活。缺乏制度性社會保障提供保護的農民工群體,不可能獲得一個有安全感的、有尊嚴的縣域城市化生活。當前,我們必須客觀認識農民工群體社保覆蓋有限這一基本情況,認真研究問題和堵點,有效提升農民工群體社保覆蓋面和繳費率,尤其是要優先解決農民工社保在全國范圍內“一卡通用”問題,有效匹配農民工群體流動性較大這一基本特征,進而為其后續縣域城市化晚年生活提供穩定可預期的生活保障。

     

    三是深刻認識農村社會基礎性保障功能,繼續加強農村黨建、基建、公共服務等各項基礎建設。對廣大農村家庭而言,相比城市生活,農村社會本質上是一個低成本地實現家庭再生產的社會生活系統。在國家為廣大農民工群體建立起基本完善的制度性社會保障體系之前,包括耕地、宅基地、熟人社會、村社組織等在內的農村社會生活將始終扮演著基礎性社會保障的角色[21];诖,一方面,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對農村各項基礎性事業的投入,尤其是在黨建、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等公共性較強的公共領域;另一方面,實踐要求我們必須注重資源分配公平性和資源投放效率,尤其注意充分發揮基層組織主體性,有效提升當前絕大多數在村人口以及將來可能返鄉生活的農民工群體的在村生活幸福感和獲得感。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三治’協同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CZZ037)、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江蘇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模式與經驗研究”(項目編號:20ZLA015)的研究成果]

     

    王向陽: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與政法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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