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超凡:資本下鄉與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研究——兼論農村產業振興的路徑選擇



    摘要:如何理解資本下鄉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所在。實地研究發現,資本下鄉具有提高農村產業發展水平的積極效果,但是也會造成農村產業中的高附加值環節被工商資本壟斷的意外后果,進而導致農村產業內部各環節之間的經濟互動溢出熟人社會,從社會交往模式轉變為純粹的市場交易模式。在市場交易模式下,村莊內部的熟人社會網絡為小農戶營造的保護型結構面臨瓦解,進而削弱小農戶應對農業生產中各種風險的能力,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也會隨之弱化。農業收入穩定性弱化將導致農村無法正常發揮社會保障功能,繼而誘發新的社會問題;诖,本研究認為,應謹慎選擇農村產業的振興路徑,多鼓勵本土精英自主創業發展經營農村產業,并由政府為其建立制度性融資渠道,實現他們與外部資源的有效連接,從而在推動農村產業發展的同時保持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

    關鍵詞:資本下鄉;鄉村振興;產業振興;農村經濟;小農戶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本要求。農村產業的發展方向是延長農業產業鏈和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這一過程需要密集的資本投入才能實現。但在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農村社會對于發展產業所需的資本要素難以自給,引導城市工商資本下鄉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傳統思路。在這一思路導向下,近年來,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政府紛紛出臺相關文件,鼓勵并引導資本下鄉。資本下鄉實踐已在全國范圍內蔚然成風,在不少地區,工商資本已經成為推動農村產業振興的重要力量,但是資本下鄉到底會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實際影響,這依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實問題。

    所謂資本下鄉,是指城市工商資本進入農村,經營涉農產業的現象。由于投資回報率較高,涉農二三產業往往更容易吸引工商資本參與經營,本研究所探討的資本下鄉特指城市工商資本進入農村經營涉農二三產業的現象。關于資本下鄉對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既有研究主要探討了兩方面問題。

    一是資本下鄉對農村產業發展的影響。部分學者認為,資本下鄉能夠有效提升農村產業發展水平。一方面,資本下鄉可以實現對小農經營模式的改造,推動農村種養業走向規;同F代化;另一方面,資本下鄉也可以為農村引入新的發展思路,催生各種新產業新業態,健全農村產業體系。不僅如此,資本下鄉后還會推動農村生產要素不斷流向效率最高的經營者,進而提升農村產業的經濟效率。但是另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經營農村產業會面臨多種阻力,因而難以真正提高農村產業發展水平。農村產業發展需要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具有季節性、非標準性和空間屬性等多重特征,因此對農業進行資本化經營并沒有明顯的效率優勢。同時,資本在經營涉農產業的過程中必須要和農民打交道,由于資本主體是村莊社會的外人,因而在此過程中往往需要承擔由于違約、不信任等原因造成的各種額外成本,這很容易導致其經營活動受挫。因此,在具體實踐過程中,資本下鄉不僅不能推動農村產業振興,而且還需要依靠政府的各種補貼才能維持生存。

    二是資本下鄉對農民增收的作用。部分學者認為,資本下鄉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幫助農民增收。其一,資本下鄉會催生大量的農業龍頭企業,這些企業能夠提供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二,資本下鄉可以促進土地經營權等農村資源的市場化流轉,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益。其三,為了方便自身的經營活動,工商資本通常會積極改善各項農業基礎設施,農民也能從中受益。但不少學者卻認為在資本和農民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利益沖突,資本下鄉會導致農民被迫接受來自資本的利益競爭。在這一競爭過程中,資本擁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加之能夠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從而處于絕對的強勢地位,而相對弱勢的農民在競爭中會被逐漸邊緣化,難以分享由產業發展帶來的收益提升?傊,理想中的“雙贏”在資本下鄉實踐中往往難以實現。

    綜上,既有研究已經充分探討了資本下鄉對于推動農村產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所發揮的作用,卻忽視了資本下鄉對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的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目標要與農村的功能定位相適配。當前,進城務工已經成為農民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進城定居則是大多數農民家庭主要的發展目標,但是農民的進城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而會受到房價高企、勞動力市場波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而充滿了不確定性。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絕大部分的中西部農民家庭都會采用“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在這種家計模式中,城市承載農民的發展性目標,是農民務工和遷居的理想地點,家鄉農村則扮演保障性角色,為退守農村或無法進城的農民提供就業、養老和生活等一系列社會保障,這種家計模式安排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彈性。但是要發揮農村的社會保障功能,半工半耕中“耕”的部分就必須保持相對穩定。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目標不僅要提升產業水平和提高農民收入,而且要為農民提供持續穩定的農業收入來源。所以在探討資本下鄉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同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

    正如格蘭諾維特所言,人類的經濟活動并非是在真空中進行,而是嵌入各種非經濟制度。徐宗陽發現,鄉土社會中密集的社會關聯可以為農業規;洜I提供防范道德風險和實施監管的有效手段;李群峰指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民之間的社會關系會引導其在經營活動中更加注重維護鄉村社會的公共利益。這些研究表明農村產業的經營過程與其社會基礎高度相關。小農戶的生產活動與農村產業的整體運行密切相關,而農村產業又嵌入地方性的社會關系網絡,這使得小農戶對風險的抵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產業運行的社會基礎。換言之,在農村產業的運行過程中,產業內部的各主體之間往往存在頻繁的經濟互動,互動主體及其互動模式一起構成了農村內部的市場秩序,這種市場秩序的社會屬性是影響小農戶風險抵御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的重要因素;诖,本研究的分析思路是:探討資本下鄉對農村內部市場秩序的影響,并比較市場秩序變遷前后農民抗風險能力的變化,進而理解資本下鄉對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的影響(圖1)。

     

    本研究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對鄂西蘇村地區的駐村調研,資料收集方式以非結構式訪談為主。蘇村地區位于鄂西山區,由蘇村、黃村、嶺村、富村、坪村5村組成,該地區總人口為8376人,耕地面積為7400余畝,其中90%的耕地都是茶園,茶葉是當地的主要農產品。這5個村莊的絕大多數村民每天都會匯聚到位于蘇村的集市出售鮮葉和購買生活用品,地區內部的社會互動極為密切,因此5個村莊一起形成了施堅雅所謂的“集市社區”,具有很強的熟人社會性質。茶葉生產包括兩個重要環節:一是茶樹種植與采摘,由茶農完成;二是茶葉加工,由加工廠雇傭工人完成。當地村民在生計模式上以半耕半工為主:在春茶期間,70%家庭的所有成員都在家采茶;到了夏秋茶期間,年輕男性一般會外出務工,而婦女和老人則留在家里繼續采茶,采茶收入占一般村民家庭總收入的一半左右。

     

    二、蘇村地區的資本下鄉實踐

     

    蘇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生產茶葉,一直延續至今。集體化時期,茶葉是蘇村的特產,由集體組織種植、采摘和加工。1992年,茶園被承包到戶,加工廠也被承包給當地村民王建國,并于1994年被其買斷。當地茶葉經濟的運作模式也由此發生了轉變,變成由村民自己種植茶樹、采摘鮮葉,然后賣給加工廠;加工廠老板雇傭少量村民作為制茶工人,將收購的鮮葉制成干茶;最后將干茶運往縣城的市場,銷售給來自全國各地的經銷商。

    由于種茶的收入遠高于種植糧食作物,從1994年開始,蘇村村民便紛紛將承包地改種茶樹。同時,由于茶葉加工利潤豐厚,蘇村又陸續開辦了另外3家加工廠。加工廠數量增加導致鮮葉需求激增,蘇村周邊的黃村、嶺村、富村、坪村也逐漸改種茶樹。黃村也開辦了1家加工廠。從2008年開始,蘇村地區的村民徹底不再種植水稻,并將越來越多的土地投入茶樹種植;截至2015年底,當地茶樹種植面積占全部耕地面積的90%以上,幾乎所有村民都變成了茶農。

    依靠內生精英推動產業發展是實現農村產業振興的重要途徑,但是這一路徑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內生精英的資本積累速度緩慢,難以推動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蘇村地區的5家本土加工廠雖然一直都在持續投入,但是礙于資金匱乏,始終難以擺脫“家庭作坊”的經營模式,更無法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品牌,產業發展缺乏“亮點”。而基層政府對于農村產業不僅存在經濟期待,而且還存在政治期待,即希望通過產業發展贏得政治資源。要實現這一目標,基層政府的理性選擇便是充分利用自己掌控的各種優惠政策和涉農財政資金推動資本下鄉,打造農業產業化的樣板工程,進而將發展成果最大程度地“可視化”。2014年,蘇村所在的平縣政府為了加快茶產業發展,將“原綠茶葉有限公司”(下稱“原綠公司”)引入嶺村開設加工廠。

    原綠公司來自平縣縣城,注冊資本為1300萬元,主要經營茶葉銷售與農機銷售業務。2019年該公司營業額達到3000多萬元,屬于規上企業。2013年,原綠公司找到平縣政府,希望在蘇村地區投資建立一家高標準茶葉加工廠,平縣政府對此歡迎之至,并利用手中的資源和政策為其經營活動提供了諸多支持:一是土地支持。為了支持原綠公司建廠,平縣政府通過征地出讓的方式幫助其以59萬元的低價在嶺村獲得了5畝國有建設用地的使用權,解決了其用地問題。二是資金支持。2014年,原綠公司的廠房開建,但是中途出現資金短缺,導致工程中斷,平縣政府迅速幫助其獲得300萬元銀行貸款,解決了資金問題。在平縣政府的支持下,原綠公司在嶺村投資800萬元建成了一家高標準茶葉加工廠,并于2015年開始營業。

    三、資本下鄉與農村內部市場秩序變遷

     

    市場秩序是指市場主體及其相互之間穩定的經濟互動模式。農村產業的發展方向是延長產業鏈和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這會打破傳統的小農經營模式,實現農村內部的產業分工。由分工形成的各產業環節之間存在頻繁的經濟互動,會形成相對固定的互動模式,進而在農村內部產生穩定的市場秩序。資本下鄉不僅會將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引入農村,還會將外部經營者引入農村產業,進而重塑農村內部的市場秩序。

    (一)鳩占鵲巢:外來主體對本土產業經營者的替換

    資本下鄉的目的是獲取利潤,因而會盡可能進入高附加值的產業環節,從而形成與該產業環節本土經營者的競爭。在當前背景下,這種競爭并不公平:一方面,由于城鄉發展不平衡,城市工商資本往往擁有更多的資金等市場優勢;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政府大力支持,工商資本可以更好地對接各種涉農優惠政策,擁有一定的“超市場優勢”。因而資本下鄉后往往能夠輕易擊敗本土經營者,取代他們在農村產業中的位置。

    相較于本土加工廠,原綠公司擁有資金、設備、技術等多方面優勢。在資金上,本土加工廠主要依靠自身積累,資金非常有限;而原綠公司不僅自身資金實力雄厚,而且擁有多種政策性融資渠道,因而資金相對充裕。在設備上,本地加工廠雖然一直在不斷更新設備,但是礙于資金有限,設備并不算先進;而原綠公司在建廠之初就配置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制茶設備。以殺青設備為例,在原綠公司尚未進入之前,蘇村地區最為先進的殺青設備是王建國于2015年投資15萬元購置的“簡易版”熱風式殺青機;而原綠公司從一開始就配備了3臺單價38萬元的“標準版”熱風式殺青機。和殺青設備一樣,原綠公司的其他設備也比本土加工廠的更為先進,同時還擁有自己的冷庫和精制車間。在技術上,雖然本土加工廠也在實踐中積累了一定的制茶技術,但是相較于原綠公司依然略顯不足;原綠公司配備有專業的技術人員,并經常到其他產茶地區參觀學習,還與華中農業大學和省農科院達成了合作關系,并獲得了大量的先進制茶技術。

    工商資本的諸多優勢使得他們在與本土經營者競爭的過程中處于優勢地位,可以輕易地將本土經營者排擠出高附加值產業環節,實現對其產業位置的替換。一是資金優勢讓原綠公司可以采取打價格戰的方式來排擠本土加工廠。在原綠公司剛投產的時候,經常以每斤比市場價高0.2元的價格收購鮮葉;為了能夠維持經營,本土加工廠只能跟進,結果是利潤迅速下滑。二是設備優勢讓原綠公司擁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原綠公司擁有自己的精制車間和冷庫;而本地加工廠只能在縣城購買相關服務,這使得原綠公司的生產成本明顯低于本土加工廠。三是技術優勢促使原綠公司的產品質量更好,在當地茶葉市場上,原綠公司生產的綠茶價格不僅比本土加工廠的價格大約要高10%,而且更為暢銷。這些優勢使得本土加工廠根本無力與原綠公司競爭,因而原綠公司自2015年開始經營之后,5家本土加工廠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內相繼關閉,當地的茶葉加工環節被原綠公司徹底壟斷。

    可以看到,資本下鄉的確可以引導城市中的資金、技術等稀缺資源向農村流動,讓農村產業在規模、技術和標準化等多個指標上獲得提高,但是也會產生一個意外后果,即本土經營者很容易被資本從產業鏈的高附加值環節中排擠出局,導致資本主體壟斷農村產業中的高附加值環節。

    (二)去社會化:資本下鄉前后農村內部經濟互動模式轉變

    資本下鄉之前,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全部發生在熟人社會內部,此時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不僅具有市場交易屬性,而且具有很強的社會交往屬性。當各產業環節的經營者在展開經濟互動時,不僅會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同時還要遵循熟人社會的內生規范,并考慮自己和對方的私人關系。

    其一,由于生活在熟人社會,各環節經營者在經濟互動中不能只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也要考慮自己的面子得失。面子的本質是個體在熟人社會中的聲望和評價,具有社會性價值,人緣、能力和人品是衡量面子大小的核心指標。出于對面子的追求,經營者在經濟互動中必須要遵循相應的社會性規范,這些社會性規范可以被高度概括為“將心比心”的道德原則。道德自律能夠讓個體充分展示自己的人品,并積攢人緣,從而獲取他人良好的社會評價,反之則會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丟失面子。資本下鄉之前,蘇村地區的農民和本土老板在經濟交往中都有一個共同準則,即“憑良心做事”,一旦有人違背了這一原則,就會付出沉重的社會和經濟代價。名聲太差的農民和老板都會失去他人的信任,還要長期忍受冷嘲熱諷。

    其二,基于彼此之間的熟人關系,各產業經營者在經濟互動中不僅要考慮眼前的經濟利益得失,還要考慮彼此之間長期的人情虧欠關系。所謂人情,存在兩重含義:從私人性的角度來講,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以虧欠為標志的私交狀態;從公共性的角度來講,人情是一種行為規范,即個體一旦對他人形成了人情虧欠,就必須履行隨之產生的償還義務。因此,各環節經營者在經濟互動中會盡可能抓住機會獲取他人對自己的人情虧欠,或者償還自己對他人的人情虧欠。這種心態是相互的,因此經濟互動可以在互助的氛圍中展開。在資本下鄉前的蘇村地區,有些鮮葉交易被稱為“人情茶”,特指那些加工廠老板并不想要,但是為了照顧關系好的茶農或者制茶工人的家屬而收購的鮮葉。老板之所以收購這種茶葉,就是為了獲取茶農和工人對自己的人情虧欠。

    因此,資本下鄉之前,蘇村地區的農民與加工廠老板之間雖然是以鮮葉買賣和勞動雇傭的形式展開經濟互動,但是這些經濟互動卻是以彼此之間的社會性關聯為基礎。由于雙方同處于村莊社會結構中,因而都需要在經濟互動中顧及自己的顏面,保持道德自律;同時,由于彼此之間存在密切的人情關聯,因而會在經濟互動中保持積極的互助取向。

    當資本主體取代本土經營者占據農村產業的高附加值環節之后,農村產業內部的經濟互動會溢出熟人社會,變成農民與“外人”的互動。與本土經營者不同,工商資本主體一方面超脫于村莊社會結構,另一方面缺乏與農民之間的社會性互動,這使得村莊內部的經濟互動褪去社會交往的屬性,轉變為純粹的市場交易。

    其一,工商資本脫離于村莊社會結構,當其與農民發生經濟互動時,無論是資本主體還是農民,都會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動原則參與互動。對于工商資本而言,其下鄉的目的是獲取經濟利益,而非是獲得熟人社會里的良好評價,因而資本主體在與農民展開經濟互動時,唯一的行動原則就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對于農民而言,資本主體外在于村莊社會結構,是熟人社會里的“外人”,資本主體在與農民打交道時可以“合法地”漠視其利益而不用擔心自己的社會評價受損,甚至還可以借此展示自己的“智慧”,因而農民同樣不會有任何其他顧慮,只需要專注于實現自己的直接經濟利益最大化即可。這導致的結果是村莊內部的經濟互動失去了由面子心理帶來的道德自律。

    其二,工商資本與農民不存在任何社會關聯,也不存在經濟交往之外的情感互動,雙方之間缺乏人情虧欠關系,這使得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是在沒有任何社會性約束的前提下展開的。由于不用考慮人情虧欠,資本主體和農民便不會存在太過長遠的收益預期,也不會考慮經濟利益之外的其他收益類型,因而會將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短期經濟利益的得失,雙方都會盡量在單次的經濟互動中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收益,這會直接瓦解農村內部經濟互動中的互助屬性。因此,資本下鄉之后,在蘇村地區的鮮葉交易中延續了幾十年的“記賬制度”突然消失,運營茶葉加工廠所需的流動資金量隨之劇增,原綠公司的多次停產都是由于缺乏流動資金,難以支付鮮葉貨款和工人工資造成的。

    簡言之,當資本經營主體取代本土經營者,壟斷農村產業中的高附加值環節之后,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也會失去社會交往屬性,變成純粹的市場交易,資本和農民都需要面對來自對方沒有社會性約束的利益博弈行為。

    四、市場秩序轉變與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變遷

     

    在農業產業化背景下,農業生產活動會面臨各種風險,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取決于其生產活動對風險的抵御能力。農村內部的市場秩序是影響農民抗風險能力的重要因素,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農村內部的市場秩序會發生轉變,進而推動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發生變遷。

    (一)農業生產活動中的風險及其作用機制

    農村產業發展需要以農業為基礎,延長價值鏈條,并強化與市場的對接。在這一背景下,小農戶的生產活動會進一步嵌入外部市場與產業鏈,因而需要面臨更多的風險。依據來源的不同,這些風險可以被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由于行情起落造成的市場風險;二是由于災害性天氣造成的自然風險;三是由于互動者之間的欺詐行為造成的道德風險。

    首先,農業產業化意味著需要與市場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系,市場受到供需、競爭、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波動幅度很大。因而在實現產業化之后,農業生產活動既能享受到由組織化和市場化帶來的經濟效能,但也需要承擔由此帶來的市場風險。其次,作為一種“生命生產活動”,農業生產必須依賴于適宜的自然環境,所以農業生產活動必然要面對各種自然風險,包括異常氣候、病蟲害等。最后,在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中,存在著大量不受正式規則約束的領域。在這些領域里,道德等非正式規范是維持正常經濟秩序的主要力量,行動者一旦失去內在道德約束,就會導致相互之間的經濟互動失序,進而為農業生產活動帶來負面影響。

    在蘇村地區的茶葉產業中,三種風險均有體現,并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農民的農業收入。在市場風險上,蘇村地區的成品茶需要經過縣城的茶葉市場銷往全國,而茶葉市場的行情波動不定。一旦市場行情變差,就會影響茶葉銷售,導致加工廠資金鏈緊張,出現停業,當加工廠停業時,茶農的鮮葉也會失去銷路。在自然風險上,茶樹非常容易遭受病蟲害,且對降水要求較高,病蟲害與干旱天氣都會影響鮮葉品質,進而導致茶農的鮮葉賣不出去。在道德風險上,無論是農民還是加工廠,都有大量的欺詐機會。例如茶農可能將鮮葉泡水增加重量再售賣;制茶工人可能會在無人監督時偷懶;加工廠則可能會在收購鮮葉和聘請工人時惡意壓價。這些都是典型的不道德行為,會給對方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農民的不道德行為會給加工廠造成經濟損失,進而導致加工廠的經營困境,最后間接影響農民的鮮葉銷售;而加工廠的不道德行為則會直接導致農民的農業收入下降。

    可以看到,當農村產業從單一的種養業發展成完善的產業鏈后,其所需要面對的風險因素也會隨之增加,這些風險因素一旦變成現實,無論是通過直接途徑還是間接途徑,最終結果都會降低小農戶的農業收入水平。

    (二)經濟互動社會化形塑對小農戶的保護型結構

    資本下鄉之前,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全部發生在熟人社會內部,因而能夠以社會交往的模式展開。在這一互動模式下,各環節經營者會在經濟互動的過程中充分考慮面子和人情的得失,而不是單純地關注短期經濟收益,這使得小農戶的生產活動所需面對的各種風險能夠得到有效規避或者分攤,從而形成對小農戶的保護型結構。

    第一,在社會交往模式下,各環節經營者都會在追求經濟收益的同時關注自己面子的得失。出于對面子的考量,每一位經營者會在經濟互動中保持道德自律,從而維護自己在地方社會中的良好名聲,這種行為邏輯可以幫助小農戶有效規避道德風險。在蘇村地區的茶葉產業中,農民和加工廠各自都有大量的機會可以欺詐牟利,但是在資本下鄉前,這種欺詐牟利行為極少。因為無論是誰做出了欺詐行為,一旦被發現,其劣跡就會在當地社會中口耳相傳,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輿論壓力。因此茶農不會利用欺騙老板的方式來牟利,否則每天都要面對加工廠老板“今天茶葉有沒有摻水”的惡意調侃;制茶工人在工作中不會偷懶,因為“這說出去很難聽”;老板也不會刻意壓低鮮葉價格和工資,因為這會“把自己搞得沒有人理會”。加工廠老板和農民的道德自律使得整個茶葉產業能夠零成本地消除道德風險,因此農民的收入既不會因為加工廠老板的欺詐行為而直接受損,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欺詐行為而間接受損。

    第二,在社會交往模式下,各環節的經營者都愿意通過經濟利益的退讓來獲取對方對自己的人情虧欠,這使得經濟互動建立在互助關系之上;诨ブP系,無論是哪一環節的經營者遭遇了外部風險,其他環節的經營者都會從人情收益的動機出發,對其施以援手,幫助其分擔一定的經濟損失。由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導致的經濟損失便不需要由單一環節的經營者承擔,而是可以在不同環節的經營者之間實現分攤。資本下鄉之前,每當蘇村地區茶葉市場行情走低的時候,茶農和制茶工人都愿意接受以賒賬的方式出售鮮葉以及為加工廠工作,等到行情好轉再一起結賬;加工廠老板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減輕行情不好帶來的資金壓力,但是也會因此欠下茶農和制茶工人的人情。當該地區遭遇了干旱天氣或者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的時候,鮮葉質量會出現下降,此時加工廠老板也不會拒收那些幫助過自己的茶農以及本廠制茶工人家屬的鮮葉,保證對方有持續性的收入,這種鮮葉交易被稱為“人情茶”,而人情茶可以幫助本地老板贏得茶農和制茶工人的人情虧欠;谌饲樘澢沸纬傻幕ブP系能夠幫助農民同時抵御農業生產活動中的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農民對加工廠老板的幫助行為可以減輕市場風險對加工廠的沖擊,從而間接幫助農民保住自己的農業收入;加工廠老板對農民的幫助行為則是可以直接減輕自然風險對農民收入的不利影響。

    可見,當經濟互動是以社會交往的模式展開時,農村產業能夠充分調動社會性資源,形成對小農戶的保護型結構,從而消解農業生產中的道德風險,并對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造成的損失加以分攤,進而幫助小農戶在風險來臨時依然可以獲得較為穩定的農業收入。

    (三)經濟互動市場化導致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弱化

    資本下鄉的意外后果造成了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模式發生轉變,從原本的社會交往模式轉變為市場交易模式,其結果是農業生產活動失去對道德風險的消解機制,以及對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分攤機制,讓小農戶直接暴露在各種風險中,進而弱化了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

    當資本下鄉壟斷農村產業的高附加值環節之后,農村內部的經濟互動模式會從社會交往模式轉變為市場交易模式。在市場交易模式下,各環節經營者都不需要顧及自己的社會評價,因而不再需要保持道德自律,法律和契約等正式規則會成為農村內部經濟互動所依據的主要規范類型。如前所述,在農村產業的經營過程中,存在大量難以監督、不受正式規則約束的領域,當互動者失去道德約束以后,欺詐便會成為互動者在這些領域中的常見策略,進而導致道德風險成為損害各環節經營者利益的現實因素。資本可以通過吸納部分社會資本擁有者,將其社會資本轉化為自己的經營性資本來回避道德風險,而離散化的農民在面對強勢的資本時則只能承擔由此造成的經濟損失。2017年,原綠公司已經完全壟斷了蘇村地區的鮮葉加工環節,部分村民開始利用將茶葉泡水增重以及用高質量鮮葉覆蓋低質量鮮葉的方式來欺詐牟利,其他村民不以為恥,反而競相模仿。因此,原綠公司只好將鮮葉收購環節承包給了兩名以前的本地老板,村民的欺詐行為馬上得到遏制。但是當原綠公司惡意壓低鮮葉收購價格時,茶農卻沒有任何反抗辦法,只能接受損失,經濟收入由此出現嚴重下滑。沒有了社會評價的約束,經濟互動會變成純粹的利益博弈,農業生產需要面對的道德風險劇增,小農戶的農業收入隨之陷入不穩定狀態。

    不僅如此,在市場交易模式下,各環節經營者之間的經濟互動不再與人情虧欠相關聯,因而互動者即使在經濟互動中幫助了對方,也不能獲得對方的人情虧欠,進而降低了彼此之間的互助意愿;ブP系的瓦解使得各環節經營者都只能獨自承擔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造成的經濟損失。其一,農民需要獨自面對由于自然風險造成的損失,當自然災害出現之后,會直接造成農民的農業收入損失。2018年夏季,蘇村地區出現“火苗蟲”災害,遭受災害的茶樹被害蟲啃食嫩葉,導致鮮葉品質下滑,只能用來制作低檔茶,利潤較低;而原綠公司的產品定位是中高檔茶,因而對受災鮮葉全部拒收,結果導致部分茶農的收入銳減。其二,互助關系的瓦解會導致與外界市場直接關聯的產業環節需要獨立面對由于市場風險造成的損失,當市場行情出現低迷時,直接造成這些產業環節陷入經營困境,然后間接導致農民的收入受損。2019年夏季,由于全國經濟整體下行和平縣茶葉市場陷入低迷,原綠公司的資金運轉出現困難,茶農和制茶工人都不接受原綠公司的賒賬行為,要求即時的現金支付,其結果是原綠公司頻繁停產,每一次停產都會導致當地的茶農和制茶工人失去收入。

    簡言之,資本主體超脫于村莊社會結構,并缺乏與農民的人情關聯,當資本主體取代本土經營者壟斷農村產業的高附加值環節之后,將會導致農村產業脫嵌于村莊社會,村莊內部的經濟互動由此不再受到各種地方性社會規范的約束。在這一背景下,每一個產業環節的經營者都需要面對嚴峻的道德風險,產業整體也失去了整合各環節經營主體共同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農民由此失去了社會關系網絡對自己的結構性保護,被直接暴露于各種風險當中。當風險所預設的可能性變成現實之后,農民家計模式中“半耕的部分”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不穩定。

    (四)小農戶農業收入穩定性弱化的社會后果

    如前所述,農村具有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農業收入的穩定性弱化會導致農民失去社會兜底,進而醞釀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第一,農業收入的穩定性弱化會導致農民在進城受阻后失去“退路”。中西部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外出務工,但農民的務工活動會受到勞動力市場、自身勞動能力及其家庭發展階段的影響,因此,外出務工對農民而言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需要農業提供的就業機會作為“退卻道路”。在蘇村地區,30%的村民家庭并不采茶,但是他們也種植茶樹,平時會將茶園免費借給其他村民,由他們幫助管理茶樹;一旦自己在外務工受阻,就會回家采茶,這樣便不至于完全失去收入。但是這兩年蘇村地區的夏秋茶已經無人收購,導致有些村民務工失敗后回村也只能無所事事。農業是農村發揮“蓄水池”作用的經濟基礎,一旦農業收入不再具備穩定性,農村也就難以為農民提供穩定的就業保障。

    第二,農業收入穩定性弱化會加速農村社會秩序瓦解,讓農村失去為弱勢群體提供生活保障的能力。農村產業提供的經濟機會能夠將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留在農村,成為農村社會中的中堅群體。這些中堅群體是農村社會秩序的主要維護者,為無法進城的農村弱勢群體提供各種必需的公共品,讓他們能夠在農村人口、資源大量外流的情況下維持自己的生產生活。在蘇村地區,春茶結束以后,村里的絕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都會外出務工,只留下老弱婦孺在家里繼續采茶。但是本地老板和制茶工人卻可以一直留在村里,他們就成為村里的紅白喜事組織者、村民小組長、自來水管理員等,當村民遇到困難的時候也可以找他們尋求幫助。原綠公司進入當地之后,本地加工廠全部關門,原綠公司也時常停產,部分本地老板和制茶工人紛紛外出務工,村莊進一步空心化。依托穩定的農業收入形成的中堅群體是農村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重要力量,農業收入銳減會將他們也推向城市務工,這將導致農村社會秩序加速瓦解,而無法外出的農村弱勢群體勢必會陷入更艱難的境地。

    五、農村產業發展路徑的再思考

     

    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本前提,內生資本不足是當前農村產業發展的重要阻礙,因而要加快農村產業振興,就必須實現外部資本與農村產業的深度結合。實際上,農村產業發展并不缺乏資本來源:一方面,當前城市社會中積累了大量過剩資本,并紛紛產生向農村流動的沖動;另一方面,國家每年都會向農村輸入大量財政資金,支持產業發展。但是如何利用這些外部資本推動農村產業振興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利用外部資本發展農村產業的過程中,存在兩條不同的路徑:一是直接引入城市工商業經營者下鄉經營農村產業,進而帶動城市資本流入農村,并以他們為主體對接各種產業扶持政策;二是鼓勵農村內生精英自主創業,并由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為其提供融資渠道,建立其與城市資本市場和政府扶持資金之間的穩定連接,以其為主體引導外部資本進入農村。要做出合適的路徑選擇,首先需要確定農村經濟的發展目標。

    在當前時代背景下,農村產業發展的首要目標是為農民提供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從宏觀的城鄉分工來看,城市是中國經濟的“發展端”,農村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在當下的農村社會中,進城務工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進城定居是農村家庭的主要發展目標,因而城市建設的目標是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為農民提供更多非農就業機會和城市生活空間。但是目前中國的城市發展水平依然不足以滿足所有農民的進城意愿,只能選擇性地吸納農村社會中的精英群體進入城市社會就業和生活,這就必然導致還會有大量的弱勢群體無法進城。同時,城市中的各種資源配置是高度市場化的,農民在城市中的就業和生活很容易受到生活成本、經濟周期、自身勞動力自然變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因而即使是農村社會的精英群體,他們的進城努力也很有可能會遭遇挫折。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依然有限,社會沒有能力為每一位農民提供高標準的生活和就業保障,所以非常需要農村和農村產業的存在,來保證無法進城和返鄉的農民在農村社會也可以獲得穩定的農業收入以及較為體面的生活,這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所在。因此,相較于提升產業水平和提高農民收入,農村經濟發展更重要的目標是強化農民農業收入的穩定性。

    與引導城市工商業經營者直接下鄉經營農村產業相比,鼓勵、扶持農村內生精英創業成為農村產業經營主體更有利于保障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人類的經濟活動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而是會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農村產業發展需要延伸農業產業鏈,這會在單一的種養業環節之外增加更多的生產環節和盈利空間,各環節經營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影響農民農業收入穩定性的重要因素。當工商業經營者下鄉直接經營農村產業時,作為外來人員,他們既沒有與農民的私人社會關聯,也沒有對熟人社會結構的嵌入,因而雙方都會以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行動原則,進而使得各個產業環節都需要面對嚴峻的道德風險,且無法形成合力以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農民及其農業生產活動會被直接暴露在各種內外部風險中,進而弱化農民農業收入的穩定性。當農村產業的所有環節都是由本地村民來經營時,各環節經營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私人社會關聯,且共同嵌入同一個熟人社會結構,產業內部的經濟互動由此會具備社會交往屬性,因而會受到互動者之間的人情關聯和社會內部道德規范的約束。強有力的道德約束可以有效消解產業經營中的道德風險,由人情規則形成的互助關系讓各環節經營者可以團結起來,共同分攤由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造成的損失。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熟人社會內部的社會資本被充分地動員起來,形成對小農戶的保護性結構,提升了農民農業收入對內外部風險的抵御能力。

    因此,農村產業振興需要引入外部資本,但是在引入外部資本的途徑選擇上,應該謹防城市工商業經營者直接下鄉擠占農村內生精英的產業位置,更有效的做法是鼓勵、支持農村內生精英自主創業,成為農村產業經營主體,并制定相關政策,為其建立和城市資本市場以及政策扶持資金的連接渠道,幫助其獲得發展資金,進而在推動農村產業發展的同時保障小農戶農業收入的穩定性。


  • 責任編輯:whj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强壮的公么征服我让我高潮㊣一本加勒比hezyo无码专区㊣老少伦xxxx欧美㊣饥渴人妻被快递员玩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