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 燕:家庭倫理視角下農村青年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研究—— 基于甘肅會縣高山村大學生成窩現象的分析

     


     

     

    摘要:農村青年在社會經濟背景處于劣勢的情況下獲得高等教育機會,被認為是受到文化資本的影響。與此不同,本文認為農村青年獲得高等教育機會與家庭倫理有重要關系。家庭在面臨教育發展的壓力下,為實現家庭的整體性發展,強化了家庭的代際犧牲和代內幫扶倫理。在父代自我剝削式的資源投入和承擔家庭責任的勸學話語,以及代內盡力而為的資源支持和回饋式的勸學話語影響下,大家庭整合資源為青年子代提供了相對均等的教育機會,并激發青年子代的學習動力。在代際支持和代內支持的合力下,增加了農村家庭培養出大學生的機會,并因此出現了大學生成窩現象。

    關鍵詞:農村青年;家庭整體性;家庭倫理;代際犧牲;代內幫扶

     

     

    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的一段采訪視頻曾在網上引發熱烈討論,他說:“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像我這種,屬于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衣食無憂,家長也都是知識分子,而且還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資源上享受到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很多外地孩子或農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這種東西決定了我在學習的時候,確實是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F在的狀元都是這種,通俗來講,就是家里又好又厲害的這種!痹诖蟊妼逃绞置舾械臅r期,熊軒昂的話說出了教育的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但同時,網上也不乏其他的聲音。2018年河北棗強縣農村學生王心怡考入北京大學,2020年因為報考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而一度成為網絡新聞人物的湖南耒陽縣學生鐘芳蓉1歲時就是留守兒童[1],2020年濱州理科狀元的農村考生支海鵬高分考入清華大學[2],這些見諸媒體的各地狀元,又讓人們看到了農村青年依然能夠通過努力獲得重點大學高等教育的機會。教育公平是當前社會普遍熱議的話題,在高等教育機會公平問題上更容易引發大眾關注。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討論農村青年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有助于我們了解農村青年成長中的教育困境與突破途徑,在此基礎上為農村青年教育和成長創造更加良好的環境。這既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也是推動教育公平和貫徹落實《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的應有之義。

     

    一、文獻綜述

    布迪厄研究的文化資本是為社會優勢階層所掌握的文化資本,具有階級烙印,是進行階級再生產的重要中介。西方學者在對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進行經驗驗證時發現,文化資本存在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流動功能兼具的情形[3],為了解釋這一現象,研究者將階級式的文化資本擴展為非階級式的文化資源,廣義的文化資本不具有階級區隔,各個社會階層都可以通過參與文化活動或者是學習獲得,并用以促進階層流動或者是防止階層地位下滑[4]。在此基礎上,學界研究文化資本在促進社會流動上發揮的功能,有部分學者在研究中仍然延續了布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分類—制度化文化資本、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身體化的文化資本(精神、性情傾向)[5],并據此提出了三種視角:文化資本的彌補視角、慣習與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的視角和底層文化資本的視角[6]。

    文化資本的彌補視角的觀點是,底層家庭缺乏中上階層擁有的優勢文化資本,但是可以通過重要他人或其他途徑彌補文化資本的不足。農村青年彌補文化資本有三種路徑:一是靠自身努力學習,習得優勢文化資本,獲得教育成功。二是來自政府的資助計劃和公益組織的慈善行為,一般是長期性的穩定的教育資源支持,如國家針對不同受教育階段的貧困家庭學生所實行的各類資助項目[7],以及針對特定群體的專項教育資助項目,如春蕾計劃、雨露計劃等。三是自身主動爭取教育資源和獲得重要他人的幫助,如主動借閱圖書、主動向教師和同學求助,因為好的成績得到老師的偏愛,獲得補習機會等,以此增加文化資本擁有量,進而獲得學業成功[8]。

    慣習與身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視角的觀點是,文化資本只有轉化為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即慣習,才能夠發揮實際的效用,貧困家庭通過學習優勢階層的教養方式和教育觀念,讓子女將文化資本身體化,可以獲得教育成功。研究者認為,不能轉化為身體化的文化資本是“名義文化資本”,身體化了的文化資本是“實在文化資本”,“名義文化資本”是表面上的文化資本,體現為一種文化資本獲取的便利性和擁有量,在高等教育獲得過程中的影響并沒有想象的大,“實在文化資本”是真正轉化為階層慣習的資本,這種資本的傳遞和繼承有助于子代的高等教育獲得[9]。有研究者從文化資本的身體化特征維度進行研究后發現,在教養方式上雖然存在階層化的特征,但是不同社會階層可以通過向上的社會流動過程學習優勢階層的教養方式,處于向下流動的社會階層也可以保留部分原來階層的教養方式,為子女的向上社會流動提供幫助,教養方式的階層化可以通過家庭的主觀努力突破[10]。

    底層文化資本的視角是學界基于對前面兩種視角的反思而提出的觀點。因為不論是文化資本的彌補視角,還是慣習與身體化的文化資本的視角,都暗含著這樣的假設,即底層家庭的文化資本是劣勢的文化資本,不是進行階層流動所需要的文化資本類型,農村青年必須學習或通過其他途徑掌握優勢階層的文化資本,才能夠實現教育成功和階層流動。底層文化資本視角的觀點是,農村青年能夠取得教育成功,不是因為窮困家庭增加了優勢文化資本,而是寒門情境激發了具有底層特征的文化資本。有研究者提出農村青年具有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學;男男云焚|,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強調行動者個體對于教育的認知和賦予的意義,以及由此所身體化的慣習[11][12],這些慣習對于農村青年適應學校學習內容和學習節奏具有重要幫助。也有研究者指出,家庭氛圍和村莊風氣等文化氛圍對于農村青年身體化文化資本的形塑[13]。雖然底層文化資本視角仍然是以討論身體化文化資本為主,但是強調行動者在社會結構中所具有的主觀能動性,以及由此而發展出的其他階層少有的文化資本,而這一文化資本對于農村青年契合學校教育,實現階層流動有重要意義[14]。

    從文化資本理論的發展脈絡來看,研究者越來越重視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在促進農村青年階層流動中的作用,暗含的假設是貧困家庭可以通過人文素養的代際傳遞和身體化,來幫助農村青年獲得教育成功。然而上述對于“寒門”如何培養“貴子”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化資本方面的分析,忽視了家庭自身具有的資源被激活后對于教育的影響。中國的家庭是既包括橫向家庭又包括縱向多代家庭的家庭概念,家庭范圍的界定在現實社會中具有很大的彈性[15]。中國家庭強調整體性發展,家庭被視為是共同體,并因此發展出了促進家庭發展的代際倫理和代內倫理,家庭倫理使得家庭成員共同向促進家庭共同體發展的方向用力。在家庭面臨教育發展和階層上升的壓力下,家庭倫理能夠被強化,促使家庭通過代際支持和代內互助的合力幫助青年學生接受教育并進行階層流動。

    本文研究的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在甘肅會縣進行的田野調研。會縣地處黃土高原,屬于革命老區,經濟較為落后,但是當地非常重視教育。全縣總人口56萬多,自恢復高考以來已經培養出9萬多名大學生,且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村學生,其中出現不少一個家庭培養出多個大學生的“大學生成窩”現象。以這樣一個地區為代表,理解家庭倫理如何促進農村青年教育成功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村家庭的大學生成窩現象

     

    筆者于201711月在甘肅會縣進行了為期25天的田野調研,采用無結構式與當地學校的教師、家長和青年學生進行了訪談。在調研中發現,當地農村大學生很多,且在分布上呈現出不均衡狀態,有一個家庭里面有多個大學生的“大學生成窩”現象。這與其他地方存在差異,比如同是生育數量較多的廣西、貴州等地區,基本上不存在大學生成窩的情況,不僅大學生少,而且一戶內出現多個大學生的情況更加罕見。

     

    在會縣一個普通村莊高山村,就出了100多個大學生,在高山村的河畔社,僅張姓家族(該社的大姓)就有28個大學生,有10戶家庭有1個以上大學生。而類似河畔社的這種情況,在調查的其他村莊也比較普遍。因此本文以河畔社張姓家族的調研資料為基礎進行分析。

     

    調研發現,會縣農村有非常普遍的重視教育的觀念,當地家庭以培養出大學生為榮。在一般的邏輯中,教育投入是一種投資行為,投資之后有不能獲得預期回報的風險。有研究也證明,家庭背景差距是導致教育機會不平等和教育結果不平等的微觀原因[16]。大學擴招以來,不同階層對于高等教育的預期和投入也存在較大差異,優勢階層對于高等教育有更高的期望,而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對于高等教育的預期不斷減弱,放棄上大學的機會[17]。然而在地處西北,且是國家級貧困縣的會縣,低收入水平和艱苦的生活并沒有減弱當地人投資教育的熱情,圍繞教育的投入是家庭最主要的支出。

     

    教育決策的理性選擇模型認為,不同階層的家庭對于與特定教育水平相關的身份地位變化和投資教育失敗風險的感知存在很大不同,在上述兩方面因素沒有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各個階層的教育期望和教育不平等不會有很大變化,即中層及以上優勢階層家庭的教育期望會較高,而下層家庭的教育期望和實際教育投入長期保持較低水平[18]。理性選擇模型只考慮教育投入的失敗風險對于教育期望形塑的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勞動力市場和傳統文化對于家庭教育期望的影響。會縣所在的甘肅及周邊青海、內蒙古等地區,是不同于東部地區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的地方性勞動力市場。那些上過重點大學的學生大部分選擇去東部地區和大城市就業。非重點大學畢業的大學生留在甘肅及周邊地區就業,在地方性勞動力市場上反而是教育水平和學歷都較高的群體,能夠獲得比較體面而穩定的工作。如此一來,在地方性勞動力市場上形成受教育水平與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正向關聯,能夠形塑出家庭重視教育的期望,這就是會縣地區農村家庭在經濟條件較差、社會經濟背景并不處于優勢地位的情況下,仍然對教育有很高期望并大力投資教育的原因。

     

    三、家庭的整體性與農村家庭發展主義倫理的形塑

     

    家庭不僅是“同居共財”的單位,更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單位,家庭在發展上具有整體主義的目標。這種整體主義目標體現為兩個層次,一是代際層次上的家庭脈絡延續和家庭發展,二是代內層次的發展機會均衡。家庭整體主義的目標客觀上要求家庭成員的合作,費孝通說中國的家庭是綿延性的事業社群[19]。在家庭整體主義發展目標下,農村家庭內部形成了發展主義的家庭倫理,并表現為兩方面:代際的犧牲倫理和代內的幫扶倫理。農村家庭通過強化家庭的整體主義發展觀念,能夠起到凝聚家庭力量和整合使用家庭所擁有的資源的作用。

     

    1.農村家庭代際的犧牲倫理

     

    代際的犧牲倫理是以父代的犧牲倫理表現的。在家庭整體主義的觀念下,父代與子代在家庭關系上是一體的,家庭再生產具有延續家族發展的超越性意義。在這樣的價值認同基礎上,父代對于家庭的付出和犧牲就具有倫理意義,因為父代通過付出和犧牲完成了傳宗接代的人生目標,實現了家族香火綿延的價值追求,推動了家庭在社會階層中的向上流動,父代在此過程中獲得了精神滿足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在“傳宗接代”與“香火綿延”的文化傳統下發展起來的父代犧牲倫理,在當下仍然存在并且具有重要的意義。受到現代性觀念的影響,父代對于傳宗接代的觀念已經弱化,卻把家庭發展觀念延續下來,并將家庭發展的寄托對象從兒子擴展到包括女兒在內的所有子代。父代對于家庭發展意義的創造性轉化,為當今父代在家庭中的持續付出和犧牲行為做出了解釋。在家庭發展的整體性目標下,子代的成長不僅是在追求個人的發展與社會流動,同時也是在肩負家庭發展的任務。子代或者是子代小家庭的階層流動會改變包括父代家庭的整個大家庭在村莊中的社會經濟地位,父代對于子代的支持行為也寄托了子代有朝一日回饋家庭的期待。家庭的發展性目標由兩代人共同承擔,在子代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時,父代撫育子代,為子代的成長和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在子代有能力參與到責任承擔中時,父代若身體狀況良好,能夠繼續勞動,依然會繼續支持子代,為實現家庭的階層流動目標付出和犧牲。

     

    在會縣調研發現,該地區惡劣的生存條件和家庭向上流動的發展壓力強化了家庭中的父代犧牲倫理。會縣位于黃土高原地區,土地貧瘠,氣候干旱,農業產量低且時常面臨自然災害,農業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工商業不發達,建筑業是吸納勞動力最多的行業,但是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務工時間短,收入不持續,因此當地的家庭收入結構具有脆弱性,家庭經濟積累具有弱質性。在這種艱苦的生存條件下,家庭要完成人口再生產并有所發展,意味著必須要將有限的家庭資源優先用于有利于家庭再生產和家庭發展的事項上去。父代踐行犧牲倫理為家庭盡可能積累資源,對于家庭的發展就十分重要。

     

    2.農村家庭代內的幫扶倫理

     

    要實現家庭的整體性發展和子代之間發展機會的相對均衡,僅靠父代的付出和犧牲還不夠,還需要代內之間的相互幫扶,這就是家庭整體性之下代內的幫扶倫理。代內幫扶倫理有助于家庭整合資源,特別是從已經掌握一定資源的子代那里調配一部分資源用于其他子代的發展上,能夠對父代資源形成有力補充。

     

    代內的幫扶倫理與代際倫理存在一定的差別。在代際倫理中,父代從對家庭和子代的付出中收獲了精神的滿足,付出本身就是一種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因此父代對于子代的付出不需要動員,是父代依據在家庭中的角色主動去做的事情。在代內的幫扶倫理中,兄弟姐妹之間的幫扶具有交換性質,即兄弟對于其他兄弟姐妹的幫扶暗含著對于這份付出能得到回報的預期,且這種交換性質的互助需要父代進行動員。代內幫扶倫理的關系強度之所以沒有代際倫理關系強,是因為兄弟姐妹之間存在程度不一的微妙的競爭性關系,在成長和成家過程中存在對父代資源的競爭,這種競爭可能包括了實際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也可能是父母的偏愛和關注。然而兄弟姐妹之間作為血緣關系最親密的人,也是關系最近的自己人,在大家庭面對外部壓力和困難時有相互幫助的義務,從而有利于整個大家庭的發展。因此,兄弟姐妹之間這種既有競爭又相互幫扶的關系,形塑了子代之間的幫扶倫理。

     

    代內幫扶倫理的強度與父代權威有較大關系。父代權威比較強,能夠強化代內幫扶倫理。這是因為父代權威比較強,父代就能夠對兄弟姐妹之間的競爭性關系進行抑制,肯定和鼓勵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互幫扶關系,強化家庭整體性的意識。此外,父代具有較強權威的家庭結構中,父代作為協調者能夠對家庭資源在子代之間的分配進行調平。子代在成長中獲得了來自兄弟姐妹的幫扶,會在日后向兄弟姐妹提供幫助,向兄弟姐妹進行回饋,于是形成了兄弟姐妹之間延續性的幫扶關系。

     

    甘肅會縣農村家庭具有較強的代內幫扶倫理。這是因為受到艱苦的生活條件限制,當地家庭積累有限,應對風險的能力十分脆弱,為此強化了親緣內部的互助責任。父代在家庭發展中無私的犧牲獲得了道德資本,可以利用父代身份協調家庭內部的資源流動,強化子代之間的幫扶倫理,把子代之間的相互幫助建構為家庭成員的義務。農村青年獲得來自代內的資源支持,彌補了父代自身資源不足的劣勢,增加了家庭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

     

    3.整合家庭資源投入子代教育

     

    從家庭整體性的角度來看,家庭不僅是生活單位,也是命運共同體,并在生活中表現為事業共同體和經營共同體形式,為了共同的目標分工協作,相互配合,并為此發展出了代際之間的犧牲倫理與代內之間的幫扶倫理。家庭倫理對家庭成員的行為產生了約束,家庭整體所追求的發展目標即是家庭的公共目標,在家庭中具有政治正確,因此家庭成員的行為必須圍繞著家庭的公共目標而行動。因為目標和利益一致,家庭成員之間減少了溝通成本和協調成本,家庭能夠整合內部資源用于實現家庭目標。從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公平角度來講,兄弟姐妹之間的代內互助也是必不可少的。這是因為父代的收入水平和鏈接各類資源的能力在中青年時期處于頂峰,之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素質的衰退都逐漸下降。家庭中的年長子代在父代收入水平處于上升和相對高峰的階段成長,而年幼子代的成長階段則可能處于父代收入水平下降的時期,如果年幼子代只是依靠父代來提供資源的話,那么年幼子代獲得的資源可能就沒有年長子代多。這樣一來,出生順序可能就會影響子代教育資源獲得的多少,不利于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強調代內之間的互助,特別是年長子代對年幼子代的幫助,有利于所有子代獲得均衡的家庭資源,面臨大致均等的發展機會。會縣農村家庭在經濟條件并不優越、資源十分匱乏的情況下培養出眾多大學生,是因為家庭倫理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教育在會縣是絕大多數農民實現階層流動的唯一渠道,因此當地家庭把培養子女讀書,進而讓子女通過教育成功實現城鎮化和階層流動作為最重要的家庭目標,并把有限的家庭資源幾乎全部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去。為了能夠整合更多的家庭資源,實現子代之間發展機會的相對均等,當地家庭強化了代際的犧牲倫理與代內的幫扶倫理,并通過資源支持和勸學話語的運作在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家庭倫理對教育的影響

     

    家庭倫理對于農村青年教育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層面發揮作用:一是資源投入,包括家庭資源投入的決策和家庭資源的整合;二是勸學話語,即對于家庭中受教育者的道德約束。代際犧牲倫理形塑出家庭內部基本的教育投資決策和教育話語,代內幫扶倫理影響下的代內互助豐富家庭教育資源的類型和總量,為更多子女提供教育機會,家庭內部在教育上形成了代際支持與代內互助的合力,這是會縣地區農村家庭能夠在收入微薄的條件下培養出多名大學生的原因。

     

    1.代際倫理:自我剝削式的資源投入與承擔家庭責任的勸學話語

     

    當地父代為了能夠促進家庭整體的發展,將教育投資作為家庭中最重要的開支,甚至因此降低自身的生活品質,壓縮消費需求。在會縣調研發現,當地家庭一般年收入為2~3萬元,收入來源為農業生產和務工兩項家計。會縣位于黃土高原地區,地形崎嶇不平導致農業上無法使用農用機械,因此農業生產過程主要依賴勞動力辛苦耕作;農民外出務工也主要從事建筑行業,工作辛苦,收入也不穩定。為了盡可能給子女創造好的教育條件,父代生活十分節儉,壓縮自己的享受型消費需求和住房改善需求,在子女未實現教育成功前,農村家庭在長達一二十年的時間內幾乎不會翻新房屋,不會主動提升物質方面的生活水準,更不會購買享受型消費品。父代對于子女的教育投入具有了自我剝削的特點。此外,為了激發子女的學習動力,父代會在“父母關注”這一資源上進行競爭性分配。學習努力、成績好的子女會得到家長更多的偏愛,這種偏愛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并為子女所感知。如此一來,在子女之間就形成競爭導向,年青人都想努力學習以獲得更多的父母關注。由于這種競爭性資源的分配建立在子女學習投入的努力和對學習的態度這兩個基礎上,所以這種競爭是一種良性競爭。

     

    父代的無私犧牲使得父代在家庭中獲得了道德優勢和話語權。父代將道德優勢用于對子女勸學上。家長的勸學話語是,子代努力學習不僅是為自身追求個人的發展和階層流動,也是承擔家庭發展的責任,子代要通過教育成功改善父母的生活,分擔父母的家庭負擔,提升家庭在村莊中的社會經濟地位。如此一來,青年子代的教育成功就不只是個體的發展,而是家庭整體性的階層流動,這種強烈的家庭責任促使子代努力學習以回饋父母的犧牲。這種勸學話語在潛移默化之中培養了子女對于家庭的責任意識,將家庭發展的壓力轉化為子女學習的重要驅動力。

     

    案例1:會縣一中高三學生GTQ,父母為了讓其和弟弟接受好的教育,在GTQ上初一那年將他和弟弟轉到縣城就讀,此后一直在縣城租房陪讀。為了掙錢,GTQ的父親和母親都在建筑工地打工,工作十分辛苦。高三課業繁重壓力大,GTQ聲稱自己現階段非常厭學,之所以還在堅持學習,是為了能夠考上大學,對得起父母的犧牲,讓父母以后能夠過上好的生活。

     

    父代所主導的家庭教育投入決策和自我剝削式的教育資源投入,是在盡最大努力集中父代資源,為子女提供盡可能均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父代基于家庭整體性發展而提出的勸學話語為子代的奮斗行為賦予了價值和超越性的意義,對子女的學習行為進行了道德約束,讓子女從內心深處對自我進行監督。因此,在享有大致均等的發展機會的情況下,家庭中大部分子女都有可能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

     

    2.代內倫理:盡力而為的資源支持和回饋式的勸學話語

     

    代內幫扶倫理對于“大學生成窩”現象的影響在于年長的子代分擔了父母的教育負擔,豐富了家庭的物質資源以及社會資本等方面的資源,為家庭中的年幼子代創造好的教育條件,為他們實現階層流動增加了可能性。因為隨著父母年長,獲取收入能力下降,會影響到對于年幼子女的教育投入能力,這個時候已經具有一定資源的年長子代對于年幼子代的支持就非常重要。年長的子代對家庭內年幼子代的資源支持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經濟資源的支持,二是社會資本的支持。

     

    在代內倫理的影響下,年長子代向年幼子代進行資源支持被認為是承擔家庭整體發展責任的表現,會得到父母的贊賞和鼓勵,并被村莊熟人社會所贊揚。此外,教育成功的青年子女在讀書和工作期間會結識朋友和同事,建立起自己的超社區關系網絡,改變了家庭原本以村莊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為主的社會關系網絡結構,豐富了家庭的社會關系,增加了家庭的社會資本。教育成功的青年子女幫助家庭其他子女接受教育時,新的超社區關系也能夠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是增加了從新的網絡中獲取與教育有關的資源的機會,彌補家庭教育資源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二是形成閉合的關系網絡,提高年幼子代的學習成績[20]。閉合的關系網絡能夠發揮作用,是因為年長子代與年幼子代的教師積極互動,能在此過程中向教師傳遞教育期待和道德壓力,提高教師對年幼子代的關注度,進而激發年幼子代的學習積極性。

     

    案例2:LJ大學畢業后在鄉鎮政府工作,LJ的妹妹和弟弟在鄉鎮中學讀書期間,LJ經常會去學?赐艿苊妹。當時LJ的一位朋友WQG在鄉鎮教書,WQG因為朋友的關系也對LJ的弟弟妹妹比較關注,經常與任課教師溝通了解兩個孩子的學習情況,找兩個人談話了解思想狀態。LJ的弟弟和妹妹感受到家人和老師對自己學習的關注,學習努力,不敢松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縣城重點高中,后來又順利考入大學。

     

    資源稀釋理論認為,兄弟姐妹人數的增多導致分配到每個子女身上的家庭資源份額減少,因而對子女的教育結果有負面影響。家庭資源稀釋理論得到了一些西方和中國研究者的證實[21],然而該理論卻無法解釋在會縣地區的情況。這是因為立足于西方經驗而提出的資源稀釋模型是建立在西方家庭內部兄弟姐妹是競爭性關系的基礎上。在會縣地區,大家庭的觀念仍然非常濃厚,家庭倫理非常有約束力,兄弟姐妹之間是互助關系而非資源競爭的關系,這就使得兄弟姐妹之間不僅在學習上相互幫扶,在教育投入上也相互幫扶,一個子女的教育成功會增加家庭的資源,有利于其他子女的教育成功。這就是會縣農村一個家庭出現大學生之后,會帶動家庭內其他子女也成為大學生的重要原因。

     

    年長子代對年幼子代的資源支持為年長子代帶來勸學上的話語權。年長子代對于年幼子代的勸學話語是回饋式的話語,即年幼子代得到來自年長子代的教育支持,要在教育成功后回饋年長子代,并將這種互助延續下去。年長子代在為年幼子代付出時,也暗含著這一期待。但為了維護兄弟姐妹之間的溫情關系,年長子代不會直接向年幼子代表達,這一勸學話語由父代向年幼子代表達,并形成了對于年幼子代的道德壓力和學習激勵。教育成功的年長子女還會以榜樣示范的方式對年幼子代進行勸學,即在相似的家庭條件下年長子代能夠通過努力獲得教育成功,年幼子代也應該通過努力獲得教育成功。這種教育成就上的歸因方向,強調年幼子代在學習上進行奮斗的重要性,激勵年幼子代努力學習以實現教育成功。為此,農村青年在成長過程中受益于代內幫扶倫理,代內幫扶倫理的存在將家庭中的同代人轉化為彼此成長中的資源支持者,而不是資源的競爭者。代內幫扶倫理成為底層家庭在促進子女教育成功中的重要力量。

     

    3.年長子代為年幼子代改善了成長和教育環境

     

    代際犧牲倫理和代內幫扶倫理展現了家庭在面臨發展困境時的能動性調整,展現了家庭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的韌性。農村家庭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等方面存在劣勢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強化家庭倫理,將家庭塑造為發展和利益共同體,整合共同體內部的資源,集中投入到子代教育上,為子代增加階層流動的機會。在家庭倫理中,代際犧牲倫理是以家庭的整體性發展為價值目標的,這是父代不斷為子代付出的動力源泉。較強的父代權威為父代在家庭中強化代內幫扶提供條件,子代則基于倫理約束和理性權衡踐行這一幫扶義務,教育成功者回饋兄弟姐妹,維系了代內之間資源交換的平衡,將代內幫扶倫理延續下去。這種代際支持和代內支持的家庭合力,使得家庭中的子女都能夠有機會獲得相對均衡的教育資源,年幼子代甚至有可能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增加了家庭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農村家庭的倫理關系就像是儲蓄銀行,將有限的家庭資源轉變為可存儲和流通的資源,能夠隨時提取出來給予需要幫助的家庭成員。會縣地區的家庭,在家庭處于高雅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等資本不足的情況下,以父母為中心調配家庭資源,對家庭內部的資源進行了充分的動員和整合,實現了代際支持和代內支持的充分配合,從而突破了這些不利因素的限制。家庭中年長的子代和年幼的子代都能夠得到來自家庭的資源和教育支持,家庭中教育成功的年長子代為年幼子代提供了學習上的示范,并增加了家庭的經濟資源,擴展了家庭的關系網絡,為年幼的子代改善了成長和教育環境,有利于年幼子代的成長,因此當地出現了“大學生成窩”的現象。

     

    五、結論與討論

    當前學界對于農村貧困家庭青年如何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研究,主要是從文化資本角度切入分析。不論是文化資本彌補的視角、慣習和身體化的文化資本的視角,還是底層文化資本的視角,背后暗含的假設是身體化文化資本對于貧困家庭青年教育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忽略了家庭倫理在教育中的作用。農村家庭擁有的身體化的文化資本,即人文素養方面的資源十分稀少,實在難以通過人文素養的傳遞和身體化來幫助子女教育成功。但是,家庭可以通過強化家庭倫理,整合家庭資源以支持子女讀書。

     

    以會縣為代表的農村地區具有非常高的教育期望,農村家庭在經濟收入微薄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供子女讀書,為了克服家庭經濟資源不足的限制,父母盡可能激活家庭既有的倫理資源以支持子代。父代以犧牲倫理和家庭發展目標激發子女的家庭責任意識,進而以子女之間的競爭和幫扶激發學習動力,父代以家庭權威引導年長子代支持年幼子代。代際支持和代內支持不僅包括資源上的支持,還包括了對于受教育者的道德約束和奮斗激勵;诖H支持和代內互助,家庭中的大多數子女都會逐步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雖然農村家庭的代際合力對于農村青年獲得高等教育機會非常重要,但是這些家庭資源并不是自動發揮作用,拉魯也說,“一個人擁有與所在階層相關的特權,并不會自動獲得好的結果,他必須‘激活’這些資源”,不能“將擁有這些文化資源和從這些文化資源中實際獲得的社會優勢混為一談”,而必須將家庭所具有的文化資源“轉化為被激活的文化資本”[22]。農村家庭將家庭關系和家庭倫理轉化為有利于子女學習的教育資源,需要一個觸發機制,即農村青年學子能夠真正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和家庭責任意識,才會將這些貧困家庭特有的資源激活并充分使用。這就是為什么同樣在農村,有的家庭能夠培養出很多大學生,有的家庭卻一個大學生都沒有。

     

    本文對于農村家庭子女與高等教育獲得關系的研究,是以公立教育充分發揮教育公共性,教育選拔過程以分數作為依據為基礎的。公立學校承擔起教育的主體責任,學生的正規化學習過程在學校內完成,而不必將正規化學習過程延伸至校外的市場化教育機構,減弱了家庭社會經濟背景差異對學生校內學習資源獲得的影響。以分數為標準的升學選拔考察的是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程度,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建立在勤奮學習和刻苦練習的基礎上,最終考核的還是學生個體在學習上的努力程度,農村家庭青年在此基礎上與優勢階層家庭青年進行競爭。農村青年意識到教育重要性的時候,奮斗動力被激發出來,父代犧牲倫理換來的資源積累,代際幫扶倫理帶來的資源互助,都是寶貴而重要的資源,可以幫助他們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三治’協同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CZZ037)的階段性成果]

     

    齊燕: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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