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嫁妝現象的家庭動力與社會生成*

    ——基于福建晉江農村的田野調研

    李永萍

    摘要:嫁妝是婚姻支付的重要環節。在田野調研的基礎上,從婚姻主體和婚配結構兩個維度分析晉江農村高嫁妝現象的形成機制。晉江農村的嫁妝數額不僅普遍高于全國其余農村,而且嫁妝數額顯著高于當地的彩禮數額。研究發現,面對較強的宗族觀念和顯著的經濟分化,女方父母、新娘以及男方父母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有推動高嫁妝的動力,而本地婚姻市場下的婚配結構激發高嫁妝的面子競爭和職業媒人的營利空間;橐鲋黧w的家庭動力和婚配結構的社會動力共同強化了高嫁妝的婚姻習俗。嫁妝逐漸突破傳統的儀式性意義,具有更強的功能性意涵。關于晉江農村高嫁妝現象的分析超越了彩禮主導的婚姻支付研究傳統,展現了嫁妝現象的豐富意涵。

    關鍵詞:高嫁妝  女性地位  社會競爭  經濟分化本地婚姻市場  



    一、問題的提出

    (一)婚姻支付研究中的彩禮與嫁妝

    彩禮和嫁妝是婚姻支付的兩種主要形式。彩禮是由男方家庭支付給女方家庭,用來表達對女方父母養育女兒之恩的感謝,具有婚姻償付的功能(吉國秀,2005174),而嫁妝則是指女兒出嫁時女方父母給女兒準備的財物。一般情況下,嫁妝主要來源于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禮,即女方父母將彩禮的一部分通過嫁妝的形式給女兒(刁統菊,2007a)。嫁妝和彩禮共同構成婚姻支付的完整循環。在人類學視野下,彩禮和嫁妝是“給出妻子團與接受妻子團之間建立姻親關系”的重要因素(刁統菊,2007b),“彩禮—嫁妝”的完整循環構成了婚姻交換體系的一部分(刁統菊,2007a)。在上述鏈條中,彩禮是婚姻支付的前置條件,直接關系到婚姻能否達成,因而具有較高的優先性。因此,學界關于婚姻支付的研究呈現了鮮明的彩禮本位傾向,尤其是立足鄉村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聚焦天價彩禮現象的分析(桂華、余練,2010;李永萍,2018;楊華,2019)。學界既有高額彩禮研究主要將彩禮視為代際之間資源轉移的方式(王躍生,2010),而嫁妝是實現上述資源轉移不可或缺的環節?梢,在傳統的婚姻支付研究中,嫁妝主要依附于彩禮而存在,研究者普遍忽視了嫁妝相對獨立的動力機制。

    在中國傳統婚姻模式下,由于女性地位較低,“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是盛行于鄉村社會的普遍觀念。女兒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從娘家到婆家的轉變不僅是身份的轉變,而且意味著關系的轉換(楊華,2012232-235)。由于嫁出去的女兒被吸納到夫家血緣關系網絡中,女兒與其娘家的日;邮艿揭种,這凸顯了嫁妝的儀式象征意義,且主要體現為實物的形式。例如,浙江寧海歷史上曾經有“十里紅妝”的婚嫁民俗(敖運梅,2012)。嫁妝的象征性與“育生錢”“奶漿錢”等傳統彩禮的功能屬性存在鮮明反差,后者體現了男方家庭對于女方父母的補償。因此,傳統婚俗中彩禮的數額普遍高于嫁妝,女方父母通常不會“賠錢嫁女兒”。

    在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有研究發現,隨著姻親關系重要性的日益突顯,娘家父母會傾向于增加給女兒的嫁妝,用以強化和女兒新建立的小家庭的聯系,達成與婆家地位的平衡(吉國秀,2007)。高嫁妝提高了女性在擇偶中的資本,使其有機會實現向上流動,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家庭地位(邱幼云,2015)。以上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即在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嫁妝不僅具有象征性意義,還承載了更為豐富的功能性意涵,展現了其獨立于彩禮實踐的動力機制。筆者在福建晉江農村調研發現,“高嫁妝”現象在當地農村非常普遍,而彩禮額度相對較低。晉江農村“高嫁妝—低彩禮”現象不同于轉型期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高彩禮—低嫁妝”現象。那么,作為一種婚姻支付現象,晉江農村的高嫁妝現象是否遵循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的普遍邏輯,抑或是有其獨特的社會學機制?在這個意義上,高額嫁妝研究需要超越彩禮本位的視角,使嫁妝從婚姻支付的鏈條中獨立出來,并置于具體鮮活的鄉村社會場景之中。

    (二)作為功能性表達的嫁妝

    基于對上述婚姻支付研究局限的反思,本文擬將嫁妝現象置于宗族性村莊社會中,通過分析其功能性意涵,探究新時期高額嫁妝的形成機制。嫁妝的功能性是與其儀式性相對應的概念,它不再將其僅僅視為一種內在于婚姻支付鏈條并依附于彩禮實踐的現象,而是在轉型期鄉村婚姻支付中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這意味著,嫁妝支付不再局限于父母與女兒的關系,而是深受家庭與村莊的結構與動力的影響。為闡釋嫁妝的功能性意義,本文主要從家庭和村莊兩個層面分析高嫁妝的動力機制。

    在鄉村社會中,婚姻并非個人的私事,家庭與村莊是約束農民婚配行為的兩個主要變量。首先,男女雙方家庭是婚姻配對的主體,嫁妝支付的達成取決于家庭再生產的基本邏輯。女方父母是嫁妝的主要支付者,但嫁妝數額的確定卻并非僅僅源自于女方父母的主觀意愿,還涉及接受者(男方家庭)的心理預期和嫁妝的功能定位。其次,婚姻配對是一種社會行為,是在特定婚姻市場中實現的。尤其是本地婚姻市場強化了婚配結構的地方規范,婚姻配對中男女雙方家庭需要面對婚姻市場中的的規范和結構,服從婚配結構的約束。地方社會規范可以進入家庭,影響農民的嫁妝支付策略,這構成高額嫁妝形成的社會動力。從婚姻達成的過程來看,男女雙方家庭的動力機制具有差異性,如何經由社會動力來彌合這些差異并實現婚姻配對,是貫穿于婚姻支付實踐的基本邏輯?梢,家庭動力與社會動力并不是相互割裂和對立的關系。以高嫁妝為典型表現的婚姻支付形態不僅是婚姻要價的產物,而是具有其獨特的動力機制,從而彰顯了嫁妝的功能性意涵。

    201912月,筆者及所在的研究團隊在福建省晉江市C鎮的三個村莊(分別為S村、D村和P村)開展了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①]。調研采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重點關注當地農民的婚姻家庭生活。在這期間,當地農村的高嫁妝現象引起了我們的關注。福建省晉江市農村的宗族傳統依然比較厚重,同時,地方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婚姻支付的家庭動力和村莊生成的機制。從當地農村高嫁妝現象的經驗邏輯來看,高額嫁妝不再是完全依附于彩禮的現象,而是有其獨立的實踐邏輯和動力機制。本文結合福建省晉江市C鎮三村的田野經驗,立足宗族性鄉村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探討高嫁妝現象生成和存續的機制,進而揭示轉型期高額嫁妝的功能性表達邏輯。

    二、高額嫁妝的經驗形態與社會基礎

    (一)高額嫁妝的經驗形態

    近年來,閩南地區的高額嫁妝現象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有媒體甚至冠之以“天價嫁妝” “黃金新娘”等名稱。[②]事實上,由于傳統歷史文化積淀深厚,閩南地區歷史上即盛行“三書” “六禮”的嫁娶習俗(嚴恩萱,1997),陪嫁是當地婚俗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從筆者調研的情況來看,晉江農村在歷史上就有厚嫁的傳統,嫁女兒不僅需要置辦較為豐厚的嫁妝,而且通常還有一套相對繁雜的儀式流程。當然,置辦這一套嫁妝的儀式流程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一些窮人家“嫁不起女兒”的現象屢見不鮮。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當地的高嫁妝現象更為突顯,成為閩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社會現象。晉江農村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嫁妝現象既秉承了當地厚嫁的傳統習俗,同時也具有了更為鮮明的時代意涵。由于當地經濟快速發展,嫁妝的貨幣化程度顯著提高,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嫁妝就基本以現金為主,厚嫁成為一個可以根據嫁妝額度量化的概念。嫁妝支付的彈性空間加大,而嫁妝的儀式導向和象征內涵逐漸弱化,厚嫁的傳統日益呈現為高額嫁妝的典型現象。在這個意義上,當地的高嫁妝現象不應簡單視為厚嫁傳統的延續,而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意涵。

    具體來說,晉江農村的高嫁妝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相對于彩禮,當地農村的嫁妝數額普遍高于彩禮數額,一般情況下嫁妝數額至少是彩禮數額的兩倍;其二,相對于其他地區的農村,當地農村的嫁妝數額明顯高于全國其他農村地區?梢,高嫁妝現象不僅具有區域參照性,而且是在婚姻支付的實踐關系中界定的。按照晉江農村的習慣,男方支付的彩禮歸屬女方父母支配,其意義是對女方父母養育女兒的補償。此后,女方父母給女兒的嫁妝錢實際屬于女方父母自己所出,而非男方彩禮的返還。因此,嫁妝支付獨立于男方的彩禮支付。晉江農村有兩句俗語流傳甚廣,分別是“娶女當娶晉江女”和“搶銀行不如搶晉江新娘”。這兩句民間俗語形象地反映了高嫁妝是當地農村普遍存在的社會事實。筆者調研的CS村,該村一位老板在2018年女兒出嫁時給了1000萬元的嫁妝,創造了該村截止目前的最高紀錄。在當地農村,雖然陪嫁1000萬的家庭極少,但陪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情況卻并不鮮見,即使是經濟收入一般的家庭,在女兒出嫁時通常也要給20-30萬元的嫁妝。

    晉江農村嫁妝的形式有很多種,包括現金、金子(如金項鏈、金手鐲等)、小車和房子等。普通家庭在女兒出嫁時一般是給現金,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在現金之外還會準備金子、汽車或房子。實際上,晉江農村的嫁妝并沒有一個普遍的標準,每個家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一般來說,當地女方父母決定給女兒多少嫁妝主要有兩個衡量標準:一是要與女方家庭的經濟實力相匹配。如果女方家庭的經濟條件比較好,但女方父母給女兒的嫁妝較少,女方父母就可能被人笑話,面臨較大的輿論壓力;反之,如果女方家庭經濟條件較差,但女方父母“打腫臉充胖子”給女兒準備高嫁妝,也會被視為是不理性的行為。二是要與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禮數額相匹配。按當地習俗,女方父母給女兒的嫁妝絕對不能低于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禮,女方的陪嫁至少是男方支付的彩禮數額的2倍以上。當然,如果女方家庭經濟條件很好,也可以給女兒準備更多的嫁妝?梢,當地的民間習慣規定了嫁妝數額的基本標準,但沒有限制其上限。按照當地村民當前的經濟收入水平來看,大部分家庭在兒子結婚時會給女方家庭十幾萬元的彩禮,此時女方父母給女兒的嫁妝一般為二三十萬元。因此,高嫁妝已經融入當地的“地方性規范”。

    (二)高額嫁妝的社會基礎

            中國鄉村社會地域廣闊,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高嫁妝現象的分布也存在著顯著的層次性和差異性。[③]因此,理解高額嫁妝現象形成機制的前提是相對明確的區域定位。從區位條件來看,晉江處于福建東南沿海,具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具有頗為厚重的宗族傳統。從村莊社會結構看,晉江地區屬于宗族性村莊。在現代化和市場化進程中,傳統的宗族結構雖然早已被打破,但當地農村依然保持了比較鮮明的宗族認同,村莊社會關系依然比較緊密,熟人社會的價值和規范保存得依然相對完整。宗族傳統的現代延續與當地改革開放以來民營經濟主導的工業發展模式有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的家族血緣關系網絡通過轉化為企業經營的社會資本獲得再生產。在經濟發展中獲取的資源也進一步滋養了當地鄉村社會的宗族觀念和儀式實踐,維系了當地鄉村的宗族認同。在宗族傳統的浸潤下,當地村莊和家庭的特點是,男系社會的特征比較顯著,婦女地位依然相對較低,婆家與娘家之間的互動頻度較低,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同時,厚重的宗族傳統維系了熟人社會的相對完整性,強化了村民內外有別的觀念!白约喝恕焙汀巴馊恕钡膮^分實際上為婚姻市場中的經濟理性邏輯提供了運作空間。

    二是經濟比較發達。早在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等人就將晉江的產業發展模式總結為“晉江模式”(費孝通、羅涵先,198844)。晉江模式的特點是“一鎮一品”的縣域經濟模式,每個鄉鎮都有自己的主導產業。發達的民營經濟和崛起的富人精英群體是當地產生高額嫁妝的催化劑。筆者調研所在的C鎮以發展陶瓷產業為主。陶瓷產業的蓬勃發展進一步帶動當地農民進入陶瓷的市場銷售環節。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C鎮很多農民就開始進入市場跑供銷。在外出跑業務積累一定的初始資本之后,一些農民逐漸開始辦廠或者在外地開銷售門店,或者進入與陶瓷相關的建筑行業,當地的老板越來越多,資產從幾十萬到幾千萬不等。目前,全國幾乎所有的縣級市都有C鎮人開店銷售瓷磚。無論是大老板還是普通打工者,C鎮農民基本從事與陶瓷相關的行業。由于農民經濟收入主要依賴市場,當地農民家庭經濟收入水平較高,且形成了比較顯著的經濟分化。以CS村為例,該村農民2018年的收入水平如下:大約40%的家庭年收入為10-20萬元之間,這部分家庭主要是以打工為主;大約50%的家庭是做陶瓷生意的,根據生意規模不同,家庭年收入從幾十萬元、幾百萬元到幾千萬元不等;此外還有大約1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萬元,這些家庭主要是由于缺乏充足的勞動力,以致于家庭收入相對較低。

    村莊經濟分化產生了村莊社會競爭的壓力。經濟分化的村莊與熟人社會的宗族傳統相互交織,共同構成高嫁妝現象形成的社會基礎。厚重的宗族傳統定義了嫁妝的意義指向,尤其是在變遷的社會場景下,強化了嫁妝對改變娘家的地位劣勢、強化女兒在婆家地位的功能。同時,當地農村相對富裕,奠定了高額嫁妝的經濟基礎。在經濟分化比較明顯的背景下,嫁妝的多少往往是家庭經濟社會地位的體現。其中,上層經濟精英尤其渴望通過支付高嫁妝的方式展現其經濟實力。因此,越是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在女兒出嫁時給的嫁妝越多。問題在于,對于嫁妝何以成為村莊社會競爭的表達載體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事實上,如果著眼全國各地農村情況來看,村莊經濟分化并不必然產生高額嫁妝現象。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分化是高嫁妝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村莊經濟分化何以導致高嫁妝現象,還需要引入更為豐富的社會學機制,立足宗族性的村莊社會基礎展開更為具體的分析。

    三、婚姻主體與高額嫁妝支付的家庭動力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婚姻締結不是個體的私事,而是男女雙方家庭共同參與的公共事件(費孝通,2007448-449)。因此,婚姻主體不僅包括即將組成家庭的青年男女,而且需要延伸到男女雙方家庭。一般來說,父母在子代婚姻中主要發揮兩個作用:一是為子女把關,限制婚姻對象的選擇范圍;二是為子女提供經濟支持,促進子女的婚姻結合。嫁妝是女方父母給女兒的禮物,并由女兒帶到新生子代家庭。在此意義上,男女雙方及其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嫁妝支付的實踐過程之中,并賦予嫁妝支付以不同的功能性意涵。對晉江鄉村社會來說,較低的女性地位迫使女方父母通過支付高嫁妝的方式制衡婆家的優勢地位,支撐女兒在婆家的地位。這不僅迎合了女兒自身的自主權訴求,而且在客觀上回應了男方家庭“門當戶對”的婚配實踐。


    (一)娘家制衡婆家權力的需要

    女方父母是嫁妝的實際支付者,因此女方父母的支付動力是高嫁妝現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女方父母愿意支付高嫁妝的動力主要是提高女兒在婆家的地位。女方父母與女兒的關聯在更為根本的層次上塑造了女方父母的嫁妝支付動力。在當地村民看來,父母給女兒高嫁妝表明女方父母對女兒很重視。女兒出嫁帶到新生家庭的高額嫁妝體現了娘家的在場,娘家構成出嫁女兒家庭生活的強大支撐和堅強后盾。女兒嫁到夫家后,婆家人也不敢過于怠慢,女兒在婆家的地位相對較高?梢,在當地農村,嫁妝的多少直接關系到女兒在婆家的地位。當女方帶到夫家的嫁妝比較多時,婆家人對新來的兒媳婦態度相對較好;反之,當女方帶到夫家的嫁妝較少或者沒有嫁妝時,婆家人對新來的兒媳婦態度普遍較差。按照當地社會的普遍觀念,嫁妝少的兒媳婦在婆家具有天然的“污點”,在家庭矛盾中,無論是丈夫還是公公婆婆都可能將低嫁妝作為辱罵兒媳婦的一個借口。

    C鎮S村的媒人CXX認為:“女的帶多點嫁妝過去,男方才看得起。都不愿女兒輸給人家,怕被人家瞧不起,嫁妝少了,婆婆會嫌棄。我妹妹當時嫁過去就沒有多少嫁妝,剛開始她公公婆婆就有點看不起,妹妹和妹夫吵架,妹夫也總是罵‘你沒帶嫁妝過來’,會當成一個罵你的理由。嫁妝多的,過去了婆家會對她好一點,在家里比較有地位,不讓她干活,伺候得像奶奶一樣。沒有嫁妝的,男方態度就會差很多!保CXX,女,45歲,20191216[④]

    可見,在當地農民的話語體系中,嫁妝的多少既反映了女方父母的經濟實力,也反映了父母對女兒的重視程度,并進一步影響男方家庭對兒媳婦的態度。然而,當晉江農村的父母需要通過給高嫁妝以提高女兒在婆家的地位時,這背后實際上反映出當地女性依然偏低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正因為如此,在家庭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出于對女兒的關心和情感,父母會傾向于給更多的嫁妝,以使女兒在婆家生活得更有底氣。在此基礎上,需要進一步分析的是,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為何婦女的社會地位仍然較低?為何市場化沒有帶來婦女地位的提升?

    第一,宗族性村莊的家庭性別分工模式導致女性地位的家庭鎖定。雖然在現代化和市場化力量的沖擊下,晉江農村的宗族結構有所弱化,但父權和夫權的觀念仍然比較濃厚。家庭中一般是男性當家,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在家庭中沒有話語權和主導權,具有很強的依附性。當地農村仍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為主。女性婚后被牢牢束縛在家庭內部,無法通過參與市場將自身勞動力貨幣化,因此婦女在經濟上缺乏獨立性,進而導致其在家庭中沒有話語權。調研發現,當地的婦女在結婚之前普遍都有一段外出務工的經歷,但在結婚之后,女性被認為應該以操持家務和照顧家庭為主,外出務工的極少。有少數年輕婦女在婚后和丈夫一起外出做生意,但她們并不是以個體勞動力的方式參與市場,而是與丈夫一起,通過家庭經營和家庭化生產的方式進入市場。在家庭經營中,丈夫一般是主導者,婦女往往是輔助者,這種市場參與方式難以體現婦女的實際勞動價值,婦女對家庭的經濟貢獻仍然是隱性的。并且,在夫妻合作的家庭經營中,丈夫往往是直接對接市場的主體,婦女的輔助性角色使得她們缺乏直面市場力量的機會,因此現代化和市場化因素對婦女的影響也比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其在家庭中的依附性地位。

    第二,女性在婆家較低的地位還與當地的婚姻模式有關。當全國大部分地區已經盛行自由戀愛時,晉江農村仍然是以媒人介紹婚為主,并且父母在子代婚姻上具有較強的主導性。在當地職業媒人和父母主導下的介紹型婚姻具有“閃婚”特點,大部分青年男女在媒人介紹后兩三個月就結婚,有的甚至在一個月內就完成了婚姻大事。據當地村民介紹,每年年底是相親的活躍期,因為外出務工的青年男女在年底時都會回到家鄉。如果相親合適,大部分在春節期間就會領證和舉辦婚禮?焖俚摹伴W婚”使得年輕夫妻之間缺乏穩定和堅實的情感基礎,在此情況下,年輕女性在婚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婆家仍然是一個相對孤立的個體,她與丈夫之間難以形成親密的聯盟來對抗公公婆婆可能的刁難。當公公婆婆對兒媳婦態度不好時,其丈夫通常并不能提供及時有效的支持,因此年輕女性無法通過與丈夫之間的親密情感獲得在婆家較高的地位。

    這種情況下,娘家支付的高額嫁妝對提高女兒在婆家的地位就顯得非常重要。在這個意義上,村莊經濟分化產生的社會競爭動力聚焦于嫁妝支付。女方父母的情感表達設定了村莊社會競爭的標的,形成了以嫁妝支付為競爭載體的村莊競爭格局。娘家支付的高嫁妝不僅體現了女方家庭的經濟實力,而且體現出女方父母對女兒的重視,增強了女兒在婆家生活的底氣。

    (二)女方強化家庭自主權的要求

    當地鄉村社會的宗族傳統賦予其家產傳遞以鮮明的單系色彩。嫁妝屬于女性的陪嫁物,女性帶來的嫁妝并不屬于“家產”范疇(何燕俠,2003)。按當地習俗,嫁妝主要歸女兒所有,女兒有權決定是否將嫁妝給丈夫或夫家使用。因此,嫁妝的產權歸屬意味著女兒自身也有獲得高嫁妝的動力,至少不會反對父母給高嫁妝。高額嫁妝從娘家向婆家的轉移并沒有實現家產主體的轉移,嫁出去的女兒依然以“娘家女兒”的身份擁有對嫁妝的支配權。在一定程度上看,嫁妝數額越大,越是可以體現娘家的意志,女性自主支配嫁妝的動力越強,嫁妝越難以融入夫家的家產之中。因此,在當地的性別分工模式和男性當家的背景下,女兒對嫁妝的支配權是維系其家庭經濟自主權的根基。

    在此情況下,嫁妝對女性來說非常重要,是女性在夫家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財產,因此她們對這筆錢普遍都比較在乎。

    C鎮S村的HZQ,1993年生,2019年結婚,老婆是本地人。結婚時,男方給女方的聘金為:30萬現金和價值十幾萬的金子。女方家庭給女兒的嫁妝為:60萬現金、價值二十幾萬的金子(除了男方送的金子之外,女方父母還另外準備了金子)、10個金條。當問及夫妻二人是如何使用嫁妝時,HZQ說,“嫁妝歸我老婆,之前我做生意投資需要錢,讓老婆給我一部分嫁妝錢,她不愿意,說以后生小孩了,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工作,沒有經濟來源,要留著自己用。我也理解她,在我們這邊,嫁妝是屬于女方的,如何使用決定權在女方,看女方意愿,有的女方也會拿出來給她老公用!保HZQ,男,27歲,20191210

    從上述案例可以看出,HZQ的妻子之所以不愿意將嫁妝給丈夫使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考慮到自己將來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必然有一些個人性消費,例如買衣服,但丈夫給的生活費主要是用于家庭日常開支,無法回應和滿足女性的個體性消費需求。女性如果經常因為個人性消費找丈夫要錢,可能會帶來家庭關系的緊張。而如果女性有一筆嫁妝,她們就有了相對自主的財產支配權力,從而強化了其家庭生活的經濟自由度。

    (三)男方家庭維系“門當戶對”的現實考量

    在產權歸屬方面,嫁妝雖然外在于家產運作邏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男方家庭在高額嫁妝形成動力機制中的缺場。按照當地習俗,嫁妝主要歸女兒所有,男方家庭并不掌握嫁妝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但是,男方家庭仍然希望兒媳婦能夠帶著更多嫁妝嫁過來。若植根于當地鄉村社會的宗族傳統之中,男方家庭關于高嫁妝的訴求和期待實際上隱含了“門當戶對”的婚配對象篩選邏輯,這被視為維系婚姻關系穩定性和持續性的重要條件。根據當地習俗,嫁妝的數額至少是男方支付的彩禮數額的2倍。男方家庭在支付彩禮之后,女方家庭要有能力按當地標準給女兒準備嫁妝,否則就難以進入男方家庭篩選的范圍。因此,高嫁妝是男方家庭為了保證“門當戶對”的婚姻而設置的篩選女方家庭的門檻。

    事實上,在婚配過程中,高嫁妝的婚姻支付要求在客觀上限制了女性的選擇機會和流動空間,從而設定了女方婚姻對象選擇的門檻。換言之,女方家庭的嫁妝支付能力決定了可選擇的男性資源配對范圍,從而促成了婚姻配對的“門當戶對”。所謂“門當戶對”,主要是指男女雙方家庭的匹配,尤其是雙方家庭經濟條件的匹配;橐鎏荻壤碚撜J為,婚姻是女性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重要機會,女性一般都會傾向于選擇條件比自己好的男性(石人炳,2005)。但是,晉江農村的高嫁妝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下層女性通過婚姻實現社會流動的通道。因此,“門當戶對”的婚姻配對模式維系了當地村民相對穩定的村莊社會地位。

    在當地村民看來,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門當戶對”的婚姻都是最優選擇?梢,“門當戶對”不僅僅是傳統婚姻觀念的延續,而且是村莊高度分化背景下的現實選擇。對那些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家庭來說,“門當戶對”的婚姻是確認和維系其家庭社會地位和階層地位的重要方式;對家庭經濟條件比較普通的家庭來說,他們不愿意高攀,也缺乏足夠的能力高攀,而是希望找到與自己家庭條件差不多的婚姻對象,避免分化社會中的競爭壓力滲入家庭領域。這樣一來,經濟分化從不同的維度進一步強化并再造了傳統的“門當戶對”的婚配習慣。

    四、婚配結構與高嫁妝現象的社會生成

    上文從不同婚姻主體的角度分析了高嫁妝形成的家庭動力機制;橐鼍喗Y雖然主要是男女雙方家庭的事情,但婚姻配對是在特定婚姻市場中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高嫁妝現象的形成邏輯,還要進入婚姻配對場域,探究婚配結構如何整合嫁妝支付過程中不同婚姻主體的動力;橐鍪袌鲂螒B決定了家庭動力的表達路徑。在開放性的全國婚姻市場中,男女雙方家庭賦予嫁妝的意涵并不必然得到有效的回應,高嫁妝的家庭動力趨于消散。宗族傳統對婚姻流動的觀念束縛和本地工業發展的利益吸附在晉江農村孕育了本地婚姻市場,形成了富有約束力的婚配結構。由于婚姻雙方共享特定的婚姻規范和婚姻習慣,這為家庭動力的交織和匯聚提供了現實的可能。具體來說,本地婚姻市場放大了面子競爭的效應,孕育了營利取向的職業媒人,促進了高嫁妝現象的社會生成。

    (一)本地婚姻市場與高嫁妝的面子壓力

    在傳統相對靜態和封閉的村莊社會中,農民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非常少,因此本地婚姻有其必然性。并且,本地婚姻對姻親關系的維系更有保證,進而可以拓展男女雙方家庭的社會關系網絡。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以及全國性婚姻市場的形成(賀雪峰,2019),雖然大部分地區的農民仍然會優先選擇本地婚,但也不會排斥外地婚姻。然而,晉江地區的農民對外地婚姻表現出極其排斥的態度,這從當地不足10%的外地婚姻比例可以看出。在當地農村,娶外地媳婦被認為是很沒有面子的事情,除非萬不得已,大部分父母都不會同意兒子娶外地媳婦。除了考慮姻親關系的重要性之外,當地農民的本地婚姻偏好還與宗族性村莊的社會基礎有關。

    首先,外地媳婦的進入,有可能打破本地村莊社會原有的結構和規范。例如,外地媳婦進入可能打破當地村莊社會中的父代權威。宗族性村莊的父代在家庭和村莊社會中都具有較高的話語權,在家庭中一般是父代說了算。而其他地區的婦女從小生活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與當地有差異,外地媳婦對任何事情都要聽從父代的意見難以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能帶來家庭關系的緊張。其次,與宗族性傳統緊密關聯的是晉江農村的民間信仰很發達,并且已婚女性是參與民間信仰活動的主體。在當地文化傳統中,民間信仰被視為農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農民家庭幾乎每天都要祭拜祖先或神靈。已婚女性是民間信仰的主要操持者。本地女孩子從小在這種環境中長大,對民間信仰比較熟悉,在結婚之后很快就能掌握這一套民俗傳統。而外地媳婦對當地的民間信仰比較陌生,正如S村一位婦女所言,“這邊人重視燒香拜佛,所以喜歡本地媳婦,本地媳婦懂得燒香拜佛,可以幫婆婆做很多事,外地來的不懂這些,幫不了婆婆”。在此情況下,當地人具有極強的本地婚偏好,本地婚姻的比例遠遠高于外地婚姻,這極大地強化了高嫁妝現象的正當性和合理性。

    事實上,高嫁妝現象只有在本地婚姻中才可能產生和持續。因為當地人共享一套婚姻習俗和文化傳統,如果是外地婚姻(娶外地媳婦或者是女兒嫁到外地),通常都不用給高嫁妝。在晉江農村,高嫁妝關乎女方父母在熟人社會中的面子和名譽。那些有經濟能力且愿意為女兒準備豐厚嫁妝的父母往往都能獲得熟人社會的稱贊;反之,如果父母為女兒準備的嫁妝明顯低于其家庭經濟實力,則會遭到村民的笑話。如果女方父母不給女兒置辦任何嫁妝,則與“賣女兒”無異,出嫁的女兒與娘家之間的聯系可能減弱甚至中斷。因此,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當地的父母都會傾向于盡力為女兒準備更多的嫁妝。

    C鎮S村的菜農CSW,目前和老公承包村里20畝土地種菜,之前和老公一起辦過小型加工廠,也在家里搞過養殖,家庭條件在當地屬于中等偏上水平。CSW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分別間隔兩歲,兩個女兒分別在2015年和2018年結婚,兒子未婚。兩個女兒出嫁時,CSW分別給了價值60萬的嫁妝(包括現金、金子和一部小車)。當筆者問及為何要給這么多嫁妝時,CSW說,“人都要面子,家庭條件可以,你不陪嫁,人家會笑話,女兒過去婆家就沒地位了。人都好面子,都比。嫁妝多,就有面子,嫁妝少,(女方父母)就沒面子。給多少嫁妝要看自己家庭經濟條件,給少了別人會笑話,給多了或者是借錢給嫁妝,別人也會笑話!保CSW,男,49歲,20191212


    其次,對男方家庭來說,女方帶著豐厚的嫁妝嫁過來,也證明了男方家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進而維護了男方家庭在熟人社會中的面子。在“門當戶對”的婚姻配對邏輯中,高嫁妝不僅體現了女方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而且也間接體現了男方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如果兒媳婦帶來的嫁妝低于當地的基本標準,男方父母通常會對兒媳婦及其娘家“有意見”,在日常生活中對兒媳婦的態度也比較冷淡。因為在男方父母看來,嫁妝少的兒媳婦損害了他們在熟人社會中的面子。

    (二)職業媒人興起與高嫁妝的經營激勵

    本地婚姻市場突顯了媒人的必要。在中國傳統的婚戀模式中,媒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結婚之前,男女雙方通過媒人對對方家庭有所了解;結婚之后,媒人還能起到婚姻調解的作用。在大部分農村地區,媒人通常是男方或女方的親戚朋友或街坊鄰居,因此媒人通常都不收錢,結婚之后,男女雙方家庭一般會給媒人一些禮物以示感謝。與之不同,晉江農村以職業媒人為主。之所以稱之為職業媒人,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她們以做媒為主要的收入來源(從女方嫁妝提成),且收費標準普遍較高;其二,這些媒人往往與男女雙方沒有親屬關系。由于缺乏親朋好友關系的束縛,職業媒人具有更強的經營動力。[⑤]因此,職業媒人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助推了嫁妝的上漲。

    晉江農村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兩三個職業媒人,以女性為主,年齡一般是五六十歲。鄰近幾個鄉鎮的媒人之間相互都比較熟悉,并且經常相互溝通和交換信息。每個媒人都有自己的“小本子”,上面登記了很多青年男女的個人信息和家庭信息。一般情況下,當子女到適婚年齡時,父母就會主動找媒人登記相關信息,并且告訴媒人找對象的標準和要求。媒人根據當事人的要求,為其匹配合適的相親對象。

    在晉江農村有“媒人開張一個吃三年”、“生意不好做,媒人好做”的說法,可見媒人中介費很可觀。一般情況下,媒人首次介紹男女雙方相親時,男方家庭需要支付給媒人100-200元的電話費。如果介紹成功,男方家庭則需要支付給媒人中介費。從當地農村近兩年的情況來看,媒人的中介費少則一萬元左右,多則上十萬元。當地農村媒人的中介費并沒有固定和統一的標準,一般是根據女方嫁妝數額提成,嫁妝越高,意味著媒人可以拿到的提成越多。因此,媒人在中間會傾向于不斷抬高嫁妝數額,以便獲取更大的個人經濟收益。當然,在一些村莊,媒人過高的利益要求也可能引起村民的不滿。

    D村在2019年出現了一例媒人索要高額中介費的案例。該村有一個媒人給村里一戶有錢人說媒成功,在結婚當天女方父母給了女兒1000萬元的嫁妝帶到男方,媒人認為女方父母給的嫁妝很高,因此提出讓男方家庭給20萬元的中介費。男方父母認為20萬元的中介費實在太高,且兒媳婦帶來過的嫁妝又不是給自己的,因此和媒人商量能否少一些,但媒人不同意,一直在男方家里賴著不走。男方家庭迫于無奈請來村干部幫忙調解,經過村干部調解,最終男方家庭給了1萬元的中介費。D村也自此之后將“媒人提成不得超過1萬元”作為村規民約的新規定。(YCL,女,52歲,20191213


    D村案例中媒人索要高額提成的極端情形折射了當地婚姻市場中媒人的經營狀態。按照當地習俗,男女雙方家庭一般不會面對面在一起商議彩禮和嫁妝的數額,而是由媒人在中間傳達和溝通,這給媒人提供了很大的策略空間。上文述及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有獲得或提供高嫁妝的動力,通過媒人在中間溝通與協調,男女雙方家庭關于高額嫁妝的表達則可以獲得充分表達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并且,媒人為了獲得更高的提成,在溝通協調過程中,一方面會“鼓動”男方家庭提出更高的嫁妝要求,另一方面也會“誘導”女方父母給女兒更多嫁妝?梢,職業媒人的經濟動力是促成高嫁妝形成的重要原因。

    五、余論:作為功能性表達的嫁妝

    一般來說,嫁妝是以彩禮支付為基礎的。男方家庭在婚前向女方家庭支付彩禮,女方父母將彩禮的一部分給女兒做嫁妝,嫁妝普遍都低于彩禮。在此情況下,女方父母給女兒的嫁妝具有兩層含義:其一,嫁妝是婚姻締結過程中重要的儀式之一,具有很強的儀式性意義;其二,通過“彩禮—嫁妝”的閉環,實現代際之間的資源傳遞。然而,晉江農村的嫁妝普遍高于彩禮,高嫁妝在當地農村具有普遍性。本文的分析表明,晉江農村相對厚重的宗族底蘊和顯著的經濟分化是高嫁妝形成的社會基礎;女方父母、新娘以及男方父母出于不同的目的都有推動高嫁妝的動力;而本地婚姻市場下圍繞高嫁妝的面子競爭和職業媒人的經濟動力使得高嫁妝具有實現的可能性,并進一步強化了高嫁妝的婚姻習俗?梢,經濟分化并不必然導致高嫁妝現象,晉江農村厚重的宗族社會底蘊對于經濟分化如何影響婚姻支付的路徑具有深層作用;诩彝恿C制與社會生成邏輯,嫁妝逐漸突破了傳統的儀式性意義,具有更強的功能性意涵。本文關于高嫁妝的分析突破了彩禮主導的婚姻支付研究,展現了轉型期嫁妝現象的獨特性。在這個意義上,高嫁妝現象顯然不能還原為婚姻市場供需結構的產物,其豐富多元的家庭動力與本地婚姻市場中的婚配結構塑造了作為功能性表達的嫁妝形態。嫁妝承載的不同主體的功能預期是其額度上漲的根本動力。因此,通過高嫁妝現象的功能性分析,有助于拓展和推進關于婚姻支付的研究。

    此外,基于嫁妝的功能性表達,還可以超出福建晉江的田野經驗進行更加一般性的討論,即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嫁妝高于彩禮的情況?總體來說,根據筆者在各地農村的調研,嫁妝高于彩禮大體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區域性經濟條件普遍較好,且村莊社會中經濟分化比較明顯。在此情況下,嫁妝是家庭經濟實力和階層地位的表達,越有錢的家庭在嫁女兒時越傾向于給高嫁妝,以突顯自己家庭的經濟社會地位。例如,在浙江諸暨農村,嫁女兒給幾十萬元嫁妝在當地是很正常的事情,且村民之間都在相互攀比誰家嫁女兒虧得多,虧得越多,代表女方家庭經濟實力越強,在村莊社會中越有面子;而那些不愿意給女兒準備豐厚嫁妝的家庭,則會被村民看不起。二是在男女平等觀念比較普遍的地區,女方父母出于對女兒的情感通常會準備較高嫁妝。例如,在湖北省宜昌農村,彩禮的觀念比較薄弱,在結婚時男方家庭一般都不用支付彩禮,但女方父母卻普遍會給女兒準備五萬元左右的嫁妝。在當地農村,給嫁妝代表父母對女兒的疼愛,嫁妝越豐厚,代表父母對女兒的情感越深。三是女方父母出于對女兒養老的期待。在一些地區農村,父母給予女兒較高嫁妝,主要是希望女兒在未來能夠承擔一定的贍養責任。以上三種情況中,雖然高嫁妝現象背后的具體機制存在差異,但均彰顯了嫁妝的功能性,關于這些區域的具體經驗分析,尚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可見,在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農民的婚姻家庭也在經歷巨變。作為家庭形成的重要媒介,婚姻支付對家庭轉型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嫁妝是婚姻支付的重要環節,它不僅僅依附于彩禮實踐,而且在變遷的鄉村社會中獲得了日益豐富的功能性意涵。然而,這也使得嫁妝支付可能超出農民家庭的承受能力,過高的嫁妝額度必然扭曲當地的婚姻秩序,擾亂農民家庭再生產的節奏,從而產生了國家公共權力干預的必要性。事實上,婚俗中的嫁妝現象屬于新時代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面對轉型期豐富的家庭現象,研究者需要更多地深入轉型期鄉村社會的實踐基礎與秩序機制,在深化婚姻家庭研究的同時獲得對于變遷社會的深刻洞察。這不僅有助于拓展婚姻家庭的理論研究,而且為國家權力介入并重塑婚姻家庭秩序提供了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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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張芝梅




    The Family Dynamics and Social Generation of the High Dowry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Rural Field Research in Jinjiang City, Fujian Province

    Abstract: Dow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riage payment. On the basis of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high dowry in jinjiang countryside from two dimensions: that is the marriage subject and marriage structure. The amount of dowry in jinjiang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but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ocal bride price.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face of strong clan concept and significant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the woman's parents, the bride, and the man's parents all have incentives for higher dowrie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while the marriage structure in the local marriage market stimulates the face competition of high dowry and the profit space of professional matchmakers. The family motive of the marriage subject and the social motive of the marriage structure reinforce the marriage custom of high dowry. Dowry has gradually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itualistic meaning and has stronger functional connot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high dowry in rural Areas of Jinjiang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marriage payment dominated by betrothal gifts and demonstrated the rich implications of the phenomenon of dowry.

    Key Words: High dowry; Women's social status; Social competition;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Local marriage market




    * 本文是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鄉村振興視野下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研究”(2019M660995)階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參與此次調研的還有耿羽、夏柱智、王黎、石夢婷、張一晗等學友,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于集體討論的啟發,特此致謝。文責自負。

    [②] 陳靈、許文龍,2014,《記者調查:晉江石獅新娘“天價嫁妝”的背后》,513日(http://www.mnw.cn/jinjiang/news/752410.html)。

    [③] 從筆者調研的情況看,在空間分布上,閩南地區的高嫁妝現象存在頗為明顯的差異。例如,在泉州范圍內,晉江、石獅等地的高嫁妝現象更為突出。并且,即使在這些區域內部,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以及經濟分化程度存在一定差異,高嫁妝現象也可能存在差異。不過,現象程度的差異并不影響本文提出的作為功能性表達的高額嫁妝的判斷。

    [④] 括號內的信息依次為:訪談對象的姓名、性別和年齡,訪談日期。下同。

    [⑤] 需要注意的是,媒人的營利取向與宗族性村莊的社會結構和交往邏輯并不沖突。宗族性村莊的人情邏輯是在差序化的“自己人”結構中運作的。職業媒人通常外在于男女雙方的親密血緣結構,不同的血緣結構之間的互動邏輯較少受人情邏輯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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