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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永萍: “多元一體”:集體主導的村社養老模式 ——基于閩南鄉村敬老院的個案考察
  •  2021-04-09 19:31:06   作者:李永萍   來源:求實,2020年第5期   點擊: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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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元一體”:集體主導的村社養老模式

    ——基于閩南鄉村敬老院的個案考察

    李永萍

    (1.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 300350;2.武漢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武漢 430072)

    【摘 要】文章從閩南S村的田野經驗出發,立足農村基層組織的視角,探討多元一體的村社養老模式如何可能。敬老院是村社集中供養模式的組織載體。在鄉村社會場域中,敬老院的建立和運行離不開村集體的組織動員。村集體不僅是資源整合和社會動員的重要主體,而且通過養老服務外包構建了風險共擔、分流治理和監督制衡的治理結構,維系了敬老院的日常秩序。因此,村集體是統合地方政府、鄉賢群體、農民家庭和養老服務公司等不同主體的核心,由此形成“多元一體”的村社養老秩序。面對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困境,通過發掘基層組織的組織動員能力,立足村莊社會構造低成本、高福利的村社養老模式,是回應老齡化形勢下農村養老服務需求的有益探索。

    【關鍵詞】集體主導;多元主體;養老模式;村級組織;村社養老



    一、問題提出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養老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家庭養老是我國基本的養老制度,幾千年以來,家庭是養老的主要責任主體。然而,現代化和城市化引發了農村家庭的劇烈變遷,家庭養老日益面臨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口結構轉變導致家庭養老面臨壓力。隨著獨生子女家庭增多以及家庭規模逐漸小型化,家庭在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功能不斷弱化[[1]];二是城市化背景下家庭面臨的發展壓力增大,尤其是教育和城市化的壓力,導致家庭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聚焦于子代和孫代,進而忽視了對老年人的贍養[[2]];三是家庭養老的成本上升。隨著我國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經商,導致家庭養老不僅具有經濟成本,而且具有較高的時間成本,這進一步弱化了子代贍養老人的意愿和能力[[3]]。那么,在家庭養老功能漸趨弱化的背景下,如何回應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需求?

    針對家庭養老的現實困境,學者們普遍認為,需要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養老的新型養老模式,以回應農村老年人多樣化和個性化的養老需求[[4]][[5]][[6]]。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養老的理念來源于西方的福利多元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認為社會福利的總和是由國家、市場和家庭共同提供的,單純依靠三者中任何一方提供社會福利都存在缺陷,因此三者之間是一種相互補充而非相互競爭的關系[[7]]。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提出要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家庭及各種社會組織等主體在提供養老服務中的作用[[8]]。其中,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多元主體中尤其要注重政府的角色和定位。例如,同春芬、汪連杰基于福利多元主義理論構建了以家庭、社區、國家和社會為主體的居家養老四維責任框架[[9]],并認為政府在其中要履行主體性責任,政府的宏觀責任是決定居家養老發展的關鍵[[10]]。張舉國基于元治理理論提出“一核多元”的養老服務供給模式,指出在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并充分調動市場、社會組織和家庭等主體共同參與[[11]]。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家庭養老依然是我國農村主要的養老方式[[12]],因此在多元養老模式中,應該強調個體及其家庭為主、政府和社會為輔的觀念[[13]]。

    既有關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養老的研究為當前我國農村應對養老挑戰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但仍然存在兩個不足:一是偏重于強調政府的抽象角色,忽視了農村基層組織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中的組織作用。近年來,學界關于互助養老的研究開始關注到村級組織在養老中的積極作用;ブB老的本質是村民依靠自身力量探索解決自身養老困境的一種嘗試,是對農村家庭養老功能漸趨弱化和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尚不健全的有效補充[[14]]。有學者分析了農村互助養老的類型,并從資金、組織、服務和評估四個方面闡釋了各種類型互助養老的運行機制[[15]]。問題是,既有研究雖然注意到了村級組織在回應農民養老需求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缺乏對基層組織如何以及為何發揮作用的深入分析。二是偏重對于多元主體格局的規范分析,而缺乏對多元主體如何有效整合為“一體”的機制研究。在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政府、市場、家庭及社會力量等多元主體中必須要有一個組織者和協調者,否則多元主體合作的養老服務供給模式也容易失靈[11],多元主體“責任共擔”可能淪為“無人擔責”的離散化狀態[[16]]。多元主體的有效整合是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優勢的重要條件。

    農村基層組織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傳統,它以“集體”為制度內核!凹w”具有政經合一的基本屬性,構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社會運行的制度基礎,在農民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果將養老研究的視野下沉到農村社會,自然繞不開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本文將從基層組織的視角考察村社養老的實踐形態,認為農村養老體制的轉變需要充分發掘基層組織的能動性和積極性,通過基層組織整合多元主體,構建多元一體的村社養老格局。201912月,筆者在福建省晉江市磁灶鎮S村開展了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①②,重點關注當地的養老模式,發現當地的村級組織不僅是多元養老主體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體,而且還在其中發揮著主導性和整合性作用。在S村敬老院的建設與運行過程中,村集體、政府、市場、社會力量以及農民家庭等各個主體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多元一體的養老模式。因此,本文基于筆者在S村的田野調研經驗,分析集體主導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養老模式何以可能,并在此基礎上討論農村養老如何充分發揮村集體的主導性作用。

    二、村社養老模式的個案呈現

    S村位于福建省晉江市磁灶鎮,是一個陳姓的單姓村,總人口2900人左右,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475人,70歲以上的老年人有205人。磁灶鎮以發展陶瓷產業為主。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地農民從“跑供銷”開始,逐漸辦廠或者在外開店,形成了一定規模的富人精英群體。當地農民家庭的收入水平較高,且形成了鮮明的經濟分化。以筆者調研的S村為例,該村大約40%的家庭以打工為主,家庭年收入為10-20萬元左右;大約50%的家庭以做生意為主,年收入從幾十萬、幾百萬到幾千萬不等;此外還有10%左右的家庭因勞動力不足,年收入低于10萬元。當地的富人精英熱衷于鄉村慈善,并帶動群眾的普遍參與,從而孕育了鄉村社會的內在活力。調研發現,當地村莊發展公益事業的資金主要依賴于民間捐款。S村從2009年至今(2019年)民間捐款累積達3000萬左右,這些慈善資金主要用于村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村莊公益事業,例如修路、修橋、建敬老院、建小學、幫助困難家庭等等。

    S村的敬老院籌建于2015年,2018年正式建成并開業。敬老院建筑面積2800平方米,總共花費900多萬元,其中村民集資624萬元,政府按照該村人口補貼了110萬元,不足部分由村集體兜底。該村敬老院總共有三層樓,其中一樓為辦公室、老年人活動室和食堂等公共空間,二樓和三樓各50個床位,有兩人間和三人間兩種房型。其中,二樓主要入住本村70歲以上的、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收費標準為每人每月200元。三樓主要入住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本村和外村老年人均可入住,收費標準根據失能程度確定,每月大約為3000-6000元,本村老年人可以享受8折優惠。目前二樓的50個床位已經住滿,三樓還有十幾個空床位。目前該村正在籌劃建立敬老院二期和三期工程,以滿足更多老年人的需要。

    為了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S村通過引入泉州市一個專業化的養老服務公司(H公司)來負責敬老院的日常運營和管理。該公司在S村有一個20人左右的管理團隊,具體包括:經理1人、醫生1人、護士1人、護理員10人、后勤8人(保安2人、廚房2人、電工1人、衛生員1人、采購員1人和財務1人)。敬老院的經理是一名30歲左右的年輕人,全權負責敬老院的日常運營。醫生70歲左右,是正規醫院的退休醫生,目前在鄰村開私人診所,醫生不用每天都到敬老院,敬老院有需要時就過來。護士60多歲,是正規醫院退休的護士長,每天住在敬老院,主要負責給老年人做常規性的檢查。護理員64男,基本都是五十多歲,主要負責照料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日常起居。實際上,敬老院對二樓能自理的老年人在管理上花的時間并不需要太多,主要是準備一日三餐和每天查房確保老年人安全。而三樓的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則需要24小時有人看護,護理員24小時輪流值班,確保及時發現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集體引入了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但村級組織并沒有完全退出敬老院的管理。集體以不同的方式參與敬老院的運作過程。從敬老院的建設與運行狀況來看,S村形成了典型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養老服務模式。村級組織、市場、政府、社會及農民家庭均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村莊養老體系的建構,突破了家庭養老的困局,為當地農民養老提供了替代選擇。在下文中,筆者將以S村的個案為基礎,深入探究集體主導的村社養老模式的形成與維系機制。

    三、村集體的資源整合、社會動員與組織重構

    S村的敬老院有效回應了老年人的養老需求。該村敬老院的有效運轉離不開村集體、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等主體的共同參與。其中,政府主要發揮支持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并沒有參與到敬老院的具體管理過程;社會力量主要是提供資金支持;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主要是負責敬老院的日常管理;村集體主要是統籌與整合的角色。調研發現,村集體的有效整合與主導,是該村敬老院有效運轉的前提和關鍵。由村集體主導的、多元一體的養老模式,不僅成本最低,而且效益最高?傮w來看,一個村級敬老院的可持續運轉,通常面臨三個問題:一是是否有足夠的建設資金?二是老年人是否有經濟能力且有意愿入住敬老院?三是敬老院的日常管理是否有效?在S村的經驗中,解決以上三個問題離不開村級組織的作用。首先,村級組織通過整合民間社會資本和政府資源,建立村級敬老院;其次,村級組織的積極動員和成本分擔,讓本村大部分老年人有意愿且有經濟能力入住敬老院;最后,村級組織協助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共同參與敬老院的日常管理,發揮其風險共擔、協調與監督等功能,維系了敬老院的有效運行。

    (一)多方主體的資源整合

    相對于分散的家庭養老而言,依托敬老院的集中供養模式的前提是資源的集聚。資源動員是建立敬老院、繼而實現老年人集中供養的基礎。由于村集體經濟比較薄弱,且地方政府涉農財政支持有限,通過一定的方式組織、調動和激活民間社會資本是當地很多村莊的必然選擇。磁灶鎮大部分村莊的集體經濟比較薄弱,S村每年的集體經濟收入約為35萬元,這在當地屬于一般水平。相對于薄弱的村集體經濟而言,當地村莊有不少經濟精英,他們是村莊公共事業發展的重要資源。S村建設敬老院的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鄉賢捐款,根據村里的統計,全村共有390多人為建設敬老院捐款,捐款額度從2千元到20萬元不等,捐款總額為624萬元,捐款數額約占敬老院總共建設費用的70%左右。此外政府還根據村莊人口配套補貼了110萬元?傮w而言,鄉村社會內部的資源動員,固然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村級組織的積極作為也是決定資源動員效率的關鍵。

    首先,當地鄉賢具有回饋家鄉的動力,這種動力來自于兩個方面。其一,落葉歸根的傳統思想。S村是一個宗族性村莊,且是一個單姓村,村民對村莊有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鄉賢雖然平常身在他鄉,但他們的父母及其家族成員大多仍然生活在村莊,且鄉賢自身也有未來回到村莊養老和“魂歸故里”的預期,因此他們愿意支持家鄉的公共事業。其二,村莊社會的面子競爭。在當地社會語境中,有面子的標準并不在于其經濟收入,而在于是否愿意為村莊公益事業做貢獻。對此,S村的一個村民說,“回饋村莊越多,社會地位越高。如果只是自己有錢了,沒有回饋社會,也沒什么地位。有錢,而且還回饋社會,別人對你的評價才高,社會地位才高”。因此,對于當地的鄉賢而言,雖然他們的經濟地位很高,但并非有錢就一定能獲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而積極為村莊公益事業捐款是將經濟地位轉化為社會地位的重要方式。

    其次,村干部的積極組織和主動作為,是整合鄉賢資源的重要基礎和前提。鄉賢雖然具有回饋家鄉的動力,但是,能否將鄉賢的自發動力導入村莊公共視野,回應村民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組織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基層組織越是善于搭建平臺,則鄉賢回饋村莊公共事業的積極性越高。如果村干部不積極回應老百姓的訴求,村干部不作為,則鄉賢回饋家鄉的動力也比較弱。對于S村而言,建設敬老院并非政府的要求,而是村干部主動回應老年人養老需求的體現。S村的村支部書記向筆者介紹了該村敬老院的由來。

    案例1:“在走訪村民的過程中,看到老年人都很孤獨,他們的子女都去外面做生意或者打工,有的老人跟著子女到外面生活過一段時間,但老人融入不了城市,不喜歡城市的生活,最終還是回來了。村里還出現過老人去城里之后走丟了的情況。我就在想,能不能在村里搞一個敬老院,這樣老人可以安享晚年,子女也可以安心在外面掙錢”。(CSS,男,50歲,20191217

    通過走訪群眾,村書記意識到老年人的養老是一個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大問題,因此召集村兩委干部和村民代表開會,征求大家的意見,會上一致通過在村里建設敬老院的方案。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村干部、村民代表和黨員積極動員和宣傳,號召村民尤其是鄉賢為建設敬老院捐款?梢,村干部積極回應老年人的養老需求是啟動該村敬老院建設的第一步,同時也是有效整合民間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

    (二)養老服務對象的社會動員     

    集中供養的養老模式意味著老年人與家庭成員的空間分離。一些研究已經發現,老年人不愿意入住是當前很多公辦或民營養老機構面臨的普遍問題[[17]][[18]]。這意味著,回應農民的養老服務需求,需要立足機構養老的制度設計,通過群眾動員的方式扭轉農民對于機構養老的認知?傮w來看,老年人不愿意入住養老機構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部分老年人及其家庭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承擔養老機構的費用,二是與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有沖突,認為將老年人送到敬老院養老代表子代不孝順。對于以上問題,S村的村級組織積極回應,使該村老年人不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入住敬老院,實現了對養老對象的社會動員。

    首先,村集體的福利讓渡降低了老年人入住敬老院的經濟成本,使得村里大部分老年人有經濟能力入住。S村的敬老院屬于村集體資產,但負責該村敬老院日常運營的養老服務公司不需要向村集體繳納承包費,其日常運營收入也全部歸養老服務公司。但前提是,養老服務公司要負責低成本地為本村入住敬老院的老年人提供服務。因此,該村敬老院對本村老年人收費較低,二樓入住的能自理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只需支付200元生活費,三樓入住的本村老年人可以享受8折優惠,這個收費標準在該村大部分家庭都能承受的范圍之內。對于三樓入住的外村老年人則采取市場化的盈利模式,其中部分收益即可轉化為對本村老年人的內部福利,以降低本村老年人的入住成本?梢,村集體的福利讓渡不僅使得養老服務公司有一定的盈利空間,從而有動力繼續管理該村的敬老院;而且保留了敬老院的福利性,使得本村老年人可以低成本入住。

    其次,村干部的積極動員逐漸改變了當地農民的養老觀念。在當地的文化觀念中,贍養老人是子女的事情,是子女必須盡到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在敬老院剛開始運營的一段時間,村民都不太接受,無論是子女還是老年人自己都不愿意入住敬老院,在村民看來,將老年人送到敬老院養老就表明子女不孝順。村干部通過走訪群眾發現,實際上很多家庭都有此需求,只是迫于輿論壓力,子女不敢將老年人送到敬老院。為了讓村民逐漸轉變觀念,村干部主要通過兩個方式動員和宣傳:一是讓村干部、黨員和村民代表等帶頭,將父母送到村里敬老院養老;二是做群眾工作,宣傳“讓老年人去敬老院是去享福,而非等死”的觀念。對此,S村的村支部書記說:

    案例2:“我挨家挨戶去做工作,大家思想上都認為老人去敬老院就像是被拋棄了一樣,觀念上還是沒有轉過來。我先做老人的工作,給他們講敬老院的好處,老人住敬老院,可以化解很多家庭矛盾。比如吃飯的問題,老人要吃軟的,年輕人要吃硬的。還有起床時間問題,老人起得早,年輕人起得晚,也有可能產生矛盾。我也給老人的子女做工作,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不是不孝,是讓老人去享福,消除(年輕人)他們心理上的顧慮。大概經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大家的觀念轉變過來了,現在都覺得住在敬老院不錯! (CSS,男,50歲,20191217

    通過村干部的積極帶頭和做群眾工作,以及入住老年人現身說法的宣傳,老年人及其子女的觀念逐漸改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都愿意到村里敬老院養老。老年人入住敬老院之后,發現在敬老院不僅環境好,而且吃住條件不錯,且生活規律,身體比以前更好了。如今,S村敬老院二樓的50個床位已經住滿,還有很多老年人排號等待入住。

    (三)面向養老服務的組織重構

    除了村級組織的資源整合和社會動員,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由誰來負責敬老院的日常管理和運營?這關系到敬老院能否持續和有效運轉。一般而言,敬老院的管理和運營包括政府、村集體和市場三類主體。S村的敬老院主要由村民捐資建成,政府在其中主要是支持者和引導者的角色,而非管理者和主導者的角色。因此,S村的敬老院面臨“由村集體自己管理”還是“由專業的第三方市場管理”的兩難困境。之所以說是兩難困境,是因為無論是村集體自己管理還是第三方市場來管理都面臨各自的困難。農民與集體的政治性關系決定了村級組織對農民不可能采取“即事化”的策略。因此,當面臨一些規則性或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時,村集體往往無法直接管理,或者管理起來難度比較大,且效果不太好。此時,引入市場規則就是一種解決方式。市場是規則性的,并且是普遍主義的,因此第三方市場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集體的治理困境。但是,當市場面對的是一個熟人社會時,熟人社會講關系、講人情、講面子等特點決定了一些問題不可能完全按市場規則辦事,此時市場又需要村級組織的協助和介入。正如S村敬老院的管理和運營,雖然主要依靠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進行日常管理,但養老服務公司的有效管理又建立在村級組織積極協助的基礎之上。

    首先,村集體自己管理敬老院面臨很多困境。S村所在的磁灶鎮,一些村莊的敬老院原本是由村集體自己來管理和運營,但“管著管著就管垮了”,導致敬老院最終無法繼續運轉。具體來看,村集體自己管理敬老院將會面臨以下幾個困境:第一,村集體沒有專業的資質,一旦出現問題后無法承擔風險。對此,磁灶鎮民政辦主任指出:

    案例3:“村里管最大的問題就是風險問題,村里沒有專業的資質,也沒有醫護人員的保障,比如要是出現老人在敬老院突發意外搶救不及時,政府就可能要找村里,你沒有這種資質,為什么要管?雖然村里是好心,但是出了問題就沒辦法,還是要請專業的團隊來管理”。(ZQS,男,60歲,20191218

    尤其是當敬老院要接收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時,其面臨的風險更大,一旦出現問題,村集體更加無法承擔。第二,農民與村集體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政治性關系,而非市場性關系,因此村干部無法完全按照市場規則管理敬老院。村干部嵌入在村莊熟人社會之中,面對人情、面子的約束。這意味著,村干部對老年人的嚴格管理可能被認為不近人情,甚至將敬老院內部管理的技術問題上升為干群關系的政治問題,導致干群關系緊張;而如果村干部按照熟人社會的特殊主義邏輯來辦事,不按規則來管理,敬老院則可能難以持續運行。第三,村干部人力有限,其精力也有限。S村總共有7個村干部,每個村干部都承擔了很多行政性和群眾性工作,因而他們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專門負責敬老院的管理和運營。

    其次,完全依靠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來管理村級敬老院也會面臨很多困難。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擁有專業的管理團隊和管理經驗。但是,當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面臨村級敬老院時,必然會產生一些無法完全按照市場規則來處理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離不開村級組織的協助。所以,當地一些養老服務公司在決定是否要接管一個村級敬老院時,村干部的個人能力以及村干部對敬老院日常工作的支持力度是他們考量的重要指標。離開了村級組織的支持與配合,純粹的市場化方式也無法實現村級敬老院的有效運轉。

    S村的敬老院從一開始即采取村集體和市場相互合作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村級組織通過引入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利用市場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規則來制衡農民與集體之間的關系,避免將敬老院的日常管理問題轉化為村莊治理問題和干群關系問題;另一方面,市場化的養老服務公司也需要村級組織協助,以應對機構管理中的風險。下文將圍繞S村敬老院的日常管理模式討論村社養老的治理結構,揭示多元一體的養老模式的組織形態。


    四、村社養老的治理結構

    作為一種組織機構,村級敬老院具有鮮明的特點:其一,社會基礎。村級敬老院處于村莊熟人社會之中,熟人社會限定了市場邏輯的運作空間。因此,敬老院的日常管理無法完全依賴于市場規則,還需要依賴于熟人社會中的人情、面子和私人關系網絡。其二,福利屬性。敬老院是集體資產,農民以集體成員的身份可享有一定的養老福利。因此,市場主體(養老服務公司)和集體成員(本村老年人)之間無法形成純粹的市場關系,一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依賴于村級組織出面。第三,市場屬性。養老服務公司的利潤和收益是敬老院長期運行的重要條件。這意味著在,養老服務公司傾向于確立服務的范圍和責任的邊界,以控制成本和降低風險。村莊敬老院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村社養老不僅是一個服務問題,而且是一個治理問題。在這一部分,筆者將深入敬老院這一組織機構的內部治理結構,闡釋村社養老秩序何以形成。

    (一)風險共擔

              養老涉及到對老年人身體的安排,身體的管理一定存在風險。在家庭養老模式下,養老風險主要由家庭承擔。機構集中養老必然導致風險的集中,安全風險的有效管控因而是敬老院有效運作的前提條件。當然,風險形態與養老機構的組織環境有關。相對于城市社會而言,鄉村社會場景具有較大的不規則性,養老機構與鄉村社會依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此造成的模糊空間限制了村級敬老院責任邊界的厘清。這樣一來,村級敬老院的風險就不僅是一個內部管理問題,而且是一個組織與其外部環境協調的問題。

              對于一個純粹面向市場的養老服務機構而言,養老服務的風險主要來自于院內生活的意外事故,比如老年人突然在敬老院摔倒或者是死亡。對于這種風險,敬老院可以通過加強管理(如24小時監控和貼身照料)的方式來盡可能減少或化解。與之不同,村級敬老院不僅要面臨上述風險,還面臨著一些由于無法嚴格規則化管理帶來的額外風險。從S村敬老院的情況來看,最為棘手的問題是老年人隨意外出的問題。一般情況下,為了盡量減少老年人的安全風險,敬老院都會規定不允許入住老年人隨意外出。這一看似簡單的管理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點,主要原因在于入住老年人大部分是本村人,“不能隨意外出”的剛性規定很難嚴格執行。老年人對此規定難以理解,“我家就在門口,為什么不能讓我回去看看”?為此,敬老院的管理人員與入住老年人之間經常發生或隱或顯的沖突,而且常有一些老年人偷偷外出,給敬老院的日常管理工作帶來很多困難和麻煩。顯然,這種狀態對于敬老院的管理和運行帶來了不利影響。如果完全嚴格執行規定不允許老年人隨意外出,必然引發老年人的反感,部分老年人還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援引“弱者的武器”,故意給管理人員制造麻煩。但是,如果順應村莊社會語境中的情理邏輯,法理責任難免模糊,作為市場主體的養老服務公司必然面臨更大的潛在風險。在此情況下,村級組織的介入就非常必要。

    S村正是通過村級組織的介入來應對上述難題。村級組織通過劃清老年人及其家屬與敬老院之間的責任邊界,既讓本村老年人可以相對自由地出入敬老院,又降低了養老服務公司的風險和壓力。村級組織在了解情況之后,一方面考慮到本村老年人想要經;丶姨酵膶嶋H情況,另一方面也考慮到不能讓敬老院尤其是養老服務公司承擔無盡的風險,因此和養老服務公司協商后達成一致意見,即敬老院適當放寬對本村老年人在出入方面的管理。本村能自理的老年人,平?梢韵鄬ψ杂傻剡M出敬老院,但是老年人一旦走出敬老院之后,發生任何安全事故,敬老院概不負責。為了讓老年人及其家屬都明晰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村干部不僅通過各種方式(如會議、走訪等)宣傳這一規定,而且還要求入住老年人與敬老院之間簽署相應的責任書。對此,該村養老服務公司的管理人員說,“只要(村)書記承諾過了,老人走出敬老院發生任何事情都與敬老院無關,我們就不怕了!笨梢,村級組織的介入進一步厘清了敬老院和入住老年人及其家屬的責任邊界,避免敬老院陷入鄉村社會場景中的責任連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養老服務公司面臨的潛在風險。

    (二)分流治理

    在傳統的治理結構中,農村基層組織的工作主要是回應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村莊治理內容具有低度專業化的特征。但是,轉型期的鄉村治理需要回應群眾日益復雜多元的需求,鄉村治理內容逐漸分化出專業事務和群眾工作兩種類型。村社集中養老服務屬于典型的專業事務。在敬老院的運行模式上,S村并沒有采取由集體統攬包辦經營的模式,而是采取了外包給第三方的運作方式。通過引入第三方的養老服務公司,敬老院形成了混合型的治理結構:養老事務主要由專業化的市場主體承擔,而敬老院的集體資產屬性意味著養老機構運行和管理屬于集體資產管理的部分。引入第三方市場主體負責敬老院的日常運作,源于養老服務的專業化、事務性和細碎性等特點。尤其是近年來在養老服務中日益強調“醫養結合”的改革方向,更加超出了基層干部的能力和素養。S村敬老院的混合型結構實際上形成了分流治理的模式,即一些問題的解決要依賴于市場主體,一些問題的解決則需要依賴于村級組織。市場主體和村級組織的聯動是敬老院良性運行的條件。

    一般而言,敬老院的日常管理工作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事務性的,一種是關系性的。兩種治理內容對應兩種不同的治理邏輯。前者是“治事”的邏輯,即以“就事論事”的方式回應老年人訴求,這具有鮮明的服務取向;后者是“治人”的邏輯,它要求治理者深入具體治理事項背后復雜微妙的鄉村關系網絡,在治理主體和治理對象之間引入人情和面子機制,這具有特殊主義與情境主義的行為取向[[19]]。在這個意義上,S村敬老院的分流治理機制實質上體現了“治事”與“治人”邏輯的相對分離:養老服務公司可以以更加專業化的方式來回應老年人大量細致、瑣碎的服務需求;但是,由于敬老院嵌入在鄉村社會,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村莊關系或多或少會被帶入敬老院,并轉化為敬老院的治理內容。應對這些問題,需要對“地方性知識”非常熟悉,這顯然超出了市場主體的能力。此時,由村干部出面,通過治人的邏輯來治事,有助于維持敬老院的日常秩序。

    案例4:據S村敬老院經理介紹,經常有一些老年人在敬老院里吵架甚至打架,這種情況下敬老院管理人員去勸解往往無效,通常需要村干部介入調解!坝幸淮我粋老太太打一個老頭,兩個人一開始是吵架,老頭罵那個老太太,老太太急了就抽了老頭幾巴掌,F場有一些老人勸架,我們(管理人員)去說了也沒什么用,這種事情我們處理不了,只有和村里聯系。我給村里說了,村里分管民政的干部過來,勸老人不要在敬老院吵架打架,如果老人還是不聽,村里也可以強制,‘下次再這樣,就不要來這里住了’。村里比較有威信,說話有人聽,我們說話老人都不理!保HZQ,男,30歲,20191209

    案例5:“今天早上,出太陽,很多老人都把被子直接曬在二樓走廊的欄桿上,這樣既影響環境,又不安全,別人進來看到,感官上也不好看。我在樓下喊了幾聲,給老人說不要曬在那里,要曬可以拿到樓下院子里曬,有專門的晾衣繩,或者是我們幫他拿到頂樓天臺去曬。我說了后,一些老人拿進去了。我進屋泡了杯茶的功夫,出來一看,欄桿上又曬滿了,再說也沒用。你也不能強制老人,老人會鬧脾氣的,會給你使壞。我準備給村里講,村干部來說話老人容易聽,自己本村的說話比較好使。有的老人也會給村干部面子!保HZQ,男,30歲,20191209

    以上兩個案例雖然都聚焦于具體事務和具體問題,但其中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老年人生活習慣的改變等問題,“就事論事”的治事邏輯不僅效率很低,還可能引發其他潛在問題。對此,由基層組織出面,通過治人的邏輯來治事,則更容易達到治理效果。在這些問題上,村級組織的治理優勢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村干部深度嵌入熟人社會。作為本村人,村干部可以運用熟人社會中的面子、人情和社會關系網絡去給老年人做工作,一般情況下,這些老年人都會給村干部面子。其二,村級組織可以通過集體成員權制衡“越軌”的老年人。S村的敬老院屬于集體所有,入住敬老院的老年人相當于是享受了村集體和全體村民的福利,因此當老年人不遵守敬老院的相關管理規定時,村級組織對其就有管理的權力。對此,S村敬老院的經理說,“因為敬老院是村里建的,如果不聽從管理,村里有權利讓他們不在這里住。我們雖然也有這個權利,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權利,我們畢竟是外來承包管理的!

    (三)監督制衡 

           隨著中國農村老齡化形勢的加劇,農村養老服務市場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除了培育市場主體之外,如何有效的引導和監管這些養老機構,也是規范養老服務市場的應有之義。對于鄉村社會中的養老機構而言,這些市場主體主要以盈利為目的,因此可能為了獲得更高利潤而降低服務質量,或是由于疏于管理導致敬老院或老年人存在潛在的安全風險。并且,由于其空間的相對分散、法律意識薄弱導致政府監管困難,更容易產生侵害農民正當權利的現象。從S村的田野經驗來看,敬老院自其產生便主要是一個公共福利性的機構。市場主體的引入是為了服務于敬老院的可持續運行,最終回應村社養老的需求。因此,村級組織不僅是敬老院日常治理的協助者和兜底者,而且是近距離在場的監督者。在敬老院的治理結構上,村級組織的政治屬性約束了市場主體的經濟取向,從而使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合乎集體成員的養老福利,體現了村級組織的監督制衡作用。

    對于村集體而言,對養老服務市場主體的監督,不是來自于自上而下的科層體制壓力,而是來自于村莊政治共同體的內在要求。且內生性的監督動力更能保證監管效果。具體而言,村級組織對養老服務公司的監督主要聚焦于安全和衛生兩個大的方面,包括老年人的人身安全、食品安全、食品衛生、環境衛生等。村級組織的監督主要通過以下方式:第一,常規性檢查。例如,村級組織要求敬老院的管理人員每天都要將老年人一日三餐的飲食情況拍照,并將照片發到村兩委干部工作群。又如,敬老院內部所有的監控攝像頭直接連接到村委會的總監控室,村干部可以實時查看敬老院的內部狀況。第二,突擊性檢查。S村的村干部每個月都會不定期抽查敬老院的安全和衛生狀況,一旦發現問題則要求養老服務公司立即整改。例如,S村的敬老院在剛開始運營時,由于沒有將門口的按鈕鎖死以及沒有保安24小時值班這一管理上的疏忽,很多老年人早上隨意外出。村干部一次突擊性檢查中發現這一問題,為了減少老年人的安全風險,村干部立即找到敬老院的管理人員協商解決。第三,群眾反饋。入住敬老院的老年人是最為直觀的感受者和評價者。村干部經常會找一些老年人聊天,了解他們在敬老院的生活狀況,聽取他們對敬老院的意見和建議。同時,村干部也鼓勵老年人隨時向村里反饋敬老院的相關情況。

    可見,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下,“服務外包”的方式主要是作為集體經營的一種手段。市場主體的自發性受到集體的政治屬性的制衡。村級組織除了要協助養老服務公司解決其日常管理中的困難,同時還要監督養老服務公司,使養老服務公司的運轉邏輯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養老需求。

    五、結語:回歸村社養老的集體內核

    本文以晉江市S村為例,探討了鄉村社會場域中集體主導的多元養老模式的實踐邏輯。作為養老服務供給的載體,敬老院成為多元主體參與的焦點。如果說,家庭養老主要依賴于代際倫理的自覺反饋[[20]],機構養老則主要取決于制度的有效供給。在鄉村社會的語境中,村社養老是社會養老的重要操作方式。村社養老模式維持了老年人與村莊社會的關聯,這不僅有助于控制養老的成本,而且有助于增進農村老年人的精神福利。但是,村社養老模式是一種集中供養的機構養老,其管理和運營與鄉村社會系統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對此,基層組織需要主動作為,通過對多元主體的動員與整合,實現合乎鄉村社會且多方共贏的村社養老秩序。

    如上所述,S村的養老模式體現了村集體、市場、政府、以及農民等主體的共同參與。理順這些主體的關系,決定了這些“多元”的力量能否凝結為“一體”,從而突破農村養老的困局。S村的經驗啟示在于,村莊本身具有重要的福利效應,而集體的組織、動員與整合是構造以村社為基本單元的養老格局的關鍵。結合上文的分析,構建多元一體的村社養老格局需處理好以下四對關系:第一,要處理好集體與鄉村社會的關系。村社集體是集體成員的集合體。集體并非懸浮于鄉村之上的組織形式,而是扎根于鄉村社會中。村社養老是一種自主養老實踐的創造,雖然集體的經濟資源有限,但是,通過動員鄉村社會精英捐贈,進而帶動普通農民參與,集體實現了對社會的組織與動員。第二,要處理好集體與農民的關系。集體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內核。養老狀況不僅直接關系到老年人的生活狀態,而且關系到當下農民對于未來生活的預期。在此意義上,農村養老的現實緊迫性日益凸顯。但是,村社養老并不等于集體包辦,也不能將為村民提供養老服務變成村集體的普惠式福利,而應該是有選擇性的、將資源用在真正需要的老年人身上。家庭和集體的責任劃分有助于避免農民對集體的過度依賴,形成成本共擔的村社養老模式。第三,要處理好集體與市場的關系。村社養老的核心是集體。集體既是政治單元,也具有生產生活服務的經濟功能。面對日益專業的養老服務,集體引入市場主體,通過向外承包的方式實現養老機構的有序運行。這種方式不僅避免了集體被動兜底的姿態,也避免了市場主體盈利取向的消極影響,形成集體與市場共同治理的機構運行模式。第四,要處理好集體與政府的關系。地方政府是村社養老體系的重要支持者。本文的啟示在于,面對富有活力的鄉村社會,地方政府通過“以獎代補”的方式,可以極大地調動基層組織、鄉村精英和普通群眾的積極性。

    由此可見,集體是統合多元主體的核心。它不僅促進了資源的集聚和養老方式的轉變,而且理順了不同主體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在這個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農民的養老需求得到有效回應,同時農民家庭也承擔相應的養老成本;養老服務的市場主體服從于集體的協調,同時也獲得相應的收益;集體雖然讓渡了日常管理職能,卻可提供更好的服務。多元一體的村社養老格局回應了該村老年人在村社內部獲得養老服務的需求,為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高福利的養老服務。在家庭養老面臨困境、國家和政府還沒有能力為所有農村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的背景下,由村集體主導、多元主體(包括社會、市場、政府和家庭等主體)共同參與的養老模式是回應農村老年人養老需求的一種有益探索,這一經驗值得在有條件的農村推廣。

    作者信息:

        李永萍,女,社會學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鄉村治理研究。通訊地址:天津市海河教育園區同硯路38號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聯系電話:13164615546,電子郵箱:liyongping0420@163.com,郵編:300350.





    注釋:

    ①調研采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別與一位訪談對象深度訪談3-4個小時,每天晚上調研組成員集體討論3-4個小時。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于集體討論的啟發,特此致謝!

    ②按學術慣例,本文的具體地名(行政村)和人名進行了相應技術處理。

    ③括號內的信息依次為:訪談對象姓名、性別、年齡以及訪談時間。下同。

    參考文獻:



      基金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家庭轉型與農村老年人危機研究”(63202007);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資助項目“鄉村振興視野下農民家庭發展能力研究”(2019M660995

      作者簡介:李永萍(1987-),女,社會學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從事農村社會學和鄉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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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費孝通.論中國家庭結構變動[J].天津社會科學,1982,(3):2-6.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the collective-led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village community

    --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nursing home in the rural of southern Fuj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experience of S village in minna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mode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The nursing home is the organizational carrier of the centralized support mod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In the rural social field,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nursing hom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subject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but also constructs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risk sharing, diversion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balance through the outsourcing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which maintains the daily order of the nursing home. Therefore, village collective is the core of integrating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 village sages, farmers' families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 companies, thus forming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lderly care order of village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dilemma of family pension and social pension, it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respond to the demand for rural pension services under the aging situation by explor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ucting a low-cost and high-welfare model of village community pension based on the village society.

    Key Words: Collective-led;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Endowment patterns;Village organization;Rural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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