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環境與培育路徑創新研究

    ——賦權的視角

     

    魏程琳1 史明萍2*

    1.同濟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中國戰略研究院,上海,200092;

    2.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201620

    摘要: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賦權下新型社會組織取得快速發展,在基層的新型農村社會組織更是發揮了實現社會善治、彌補市場失靈、整合社會力量等功能。地方政府基于社會穩定、治理創新、治理成本等考量,對新型農村社會組織采取容忍、賦權、限權、混合控制等不同策略。國內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培育模式,總體上面臨著農民主體意識弱、組織能力差、資源整合度低等問題,因而,新型社會組織建設應以社區資源整合為基礎、以賦權農民為主體、以組織能力建設為中心,激發鄉建內在活力,增進國家農民互信互動,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關鍵詞社會組織;鄉村振興;鄉村治理;制度環境;賦權

     

    在市場化、城鎮化浪潮沖擊下,鄉村人口、資金等優勢資源流向城市,農村留守人口更加弱勢,尤其是經歷近四十年的去組織化[]過程,農村社會自組織能力不斷弱化,依托于自組織的公共生活、公共服務機制日益萎縮,部分農村地區甚至出現灰色勢力蔓延、地下宗教組織趁虛而入的現象。在此背景下,黨的十九大報告及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1文件明確指出“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新型社會組織有望成為國家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新型社會組織成長面臨的制度環境如何?有無既滿足農民需求又符合政府要求的組織培育機制?本文將基于已有文獻和調研經驗回答以上問題。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文獻回顧

    誕生于特定農業生產生活環境中的農村社會組織,一直是社會學者關注的重點內容。費正清[]在對比美國與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征時說,“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中國:一個是農村中為數極多從事農業的農民社會,那里每個樹林掩映的村落和農莊,始終占據原有土地,沒有什么變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鎮的比較流動的上層,那里住著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產者和有權有勢的家庭!边@種城鄉分野的社會結構長期影響著中國政治生活,最為典型的就是“皇權不下縣”的上層政治與鄉村自治的底層政治并行的“雙軌政治”[];蕶嗖幌驴h并不代表國家對基層失去控制,底層社會的管理、控制及其與上層社會的互動都是通過鄉紳來完成的?h級政府以上由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直接控制,縣級以下由村民自下而上實行社區自治,這就像兩條平行運轉的軌道,以傳統宗族組織為基礎的鄉紳[]就是兩條軌道之間的橋梁。因此,伯魯克指出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具有自組織的傾向,即這種自組織不是為了對抗政權而是為了應對危機挑戰、穩定時局、架設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描述了農民如何自發形成農田排水、資金互助等組織,以有效解決個體家庭難以承受的事務;杜贊奇[]在華北農村亦發現,農村存在諸多水利組織、廟會組織及防匪防盜的自衛組織。

    鄉村建設的先行者梁漱溟曾致力于鄉村組織重建以改變中國命運,他指出,中國社會之根在鄉村,社會建設應始自鄉村建設,而鄉村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社會組織重建。發源于宋朝的鄉約組織有四大綱領“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每一條綱目之下又有許多小的條目,如第四條患難相恤之下包含七條重要內容:①水火災害,大家相救;②盜賊匪患,聯合自衛;③疾病瘟疫,相互扶持;④死喪,相互幫忙;⑤孤弱,大家照顧;⑥誣枉,代為申冤;⑦貧乏,大家周濟,以上七項內容可以組成若干組織,如消防隊、水利協會、自衛組織、醫院、息訟會、孤兒院等等[]。以上自組織在晚清及以前的農村社會或多或少都有存在,在當下農村也能看到它們的身影。鄉約組織的核心要素是以人倫關系的營造、維持和鞏固,來實現社區事務的自我管理,從而形成無需法律的秩序,無需政府介入的基層善治。

    晚清以來,國家力量不斷向農村社會延伸并在農業大集體時期達到高潮,傳統農村社會組織要么被革命力量摧毀,要么轉化為政治組織,依托于家族組織之上的互助、祭祖、自衛等組織失去了群眾基礎,社會自治空間迅速萎縮。21世紀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并將鄉村治理視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自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社會建設”以來,中央政府先后提出建設“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十八大)、“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十八屆三中全會)等政策,在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國家向社會賦權成為學界研究社會組織的新范式。敬乂嘉[]指出,不區域政府以及同一區域政府基于不同目標、面對不同社會組織,運用不同的控制和賦權策略管理社會組織,而不同的治理方式也影響著地區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顧昕、王旭[]指出,自主的、實施民主治理的民間組織有利于政府施政,社會增權并非意味著國家減權的零和博弈;紀鶯鶯[]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并實現政策宣傳等意圖的個案指出,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都有著嵌入對方的愿望,兩者良性互動能夠實現“雙向賦權”的目標。

    然而,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生長仍然面臨著“宏觀鼓勵、微觀約束”的復雜政策環境[],基層政府一方面需要社會組織的資源和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參與政治議程、進行權威競爭;政府采取法團主義模式對社會組織進行控制[],社會組織也會采取多種變通策略以爭取生長空間[],政社關系表現出依附、合作和協同等多種狀態[]。值得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注重與國家構建互動關系”“漸進式發展”與“走非對抗路徑”的鮮明特征[]。

    既往研究對社會組織的功能、參與社會服務與治理的機制、生長環境結構做了深入分析,然而,多數經驗來自于城市社會組織,對廣大農村傳統社會組織轉型、新型社會組織培育及創新機制關注不足,無法回應鄉村振興戰略落地對農村社會組織建設的新要求。

    問題的提出

    鄉村是歷次經濟危機軟著陸的載體[],新型社會組織培育有利于國家安全的綜合結構建設。誠然,近些年政府在農村實行的糧食補貼、道路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扶貧救濟等項目獲得大眾認可。然而,農民和村級組織在國家資源輸入中的缺位,使得公共品供給“最后一公里”問題凸顯: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給在村莊層面無法實現有效對接,出現供需錯位、農民之間利益難以協調、農民積極性不高、公共工程難以實施等問題[]。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下鄉的國家項目資源與農村社會未能發生有機聯系,村社民眾無法參與到為自己提供的公共品供給活動中,一方面是因為不合理的項目因不能獲得村民的有效反饋而誤投,一方面是因為村莊項目建設是公家的事,村民在涉及個人利益補償方面漫天要價,在其他方面則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態度。國家出錢出力為老百姓辦好事,結果卻辦不好甚至辦成了壞事,這種悖謬現象困擾著基層政府;鶎诱诠卜⻊丈系挠邢扌,加劇了農村社會對自組織的渴求,新型社會組織建設將是政府治理與基層社會自治有機銜接實現基層善治的有效途徑[]。

    相較城市社會的自主性、流動性與精英集聚性,農村社會新型自組織類型單一、數量較少、組織功能單一、發育不健全。因而,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地方政府尤應注重社會組織建設,只有賦權社會、增能社會,在國家與農民個體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平臺和互動機制,國家資源才能有效投放、鄉村社會才能真正全面振興。歷史上在鄉村建設中發揮重要功能的農村自組織,也能夠轉變為新型社會組織和鄉村振興落地的本土資源。本文采用國家賦權社會的視角,討論農村新型社會組織面臨的地域制度環境、培育創新機制,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希冀從經驗層面為鄉村社會建設提供有益思路。

    二、新型農村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環境

    (一)農村新型社會組織及其制度環境

    以宗族為底色的鄉土社會天然具有自組織的需求和傾向,梁漱溟、費孝通、杜贊奇等學者所展示的農村宗法組織、長老組織、護青會、地方神靈信仰組織等都屬于傳統的農村社會組織。相較而言,農村新型社會組織是指跨越血緣或地緣邊界的服務型、自治型、娛樂性社會組織,例如老年人協會、紅白理事會、專業社工機構(心理咨詢室、康復醫療組織、少兒看護機構)、農民專業合作社、老娘舅調解協會、鄉賢會、和平協會、廣場舞協會等。21世紀以來,學界開始提出農村新型社會組織[],但很大程度上是與傳統宗族組織對比而言,對農村新型社會組織的定義、特征并未深究。筆者認為,社會組織新舊的主要依據是其組織機制的現代性,現代社會組織強調成員關系的平等性、橫向性、弱排斥性,組織決策的參與性、民主性、協商性,組織規則的公共性。傳統組織則強調血緣、地緣關系,組織運作中強調權威支配、私人關系化(人身依附性)運作,內部規則具有地域性。在地方社會,傳統組織往往發揮著壟斷權威、支配個體的功能,不服從于傳統組織的人很可能會遭到社會排斥,這與新型社會組織強調共享、自愿、自主、平等參與的理念明顯不同。傳統社會組織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生長,服務于傳統制度規范和人口需求,在自治、自我服務和管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對新型社會組織的發展也具有一定影響。

    農村新型社會組織孕育于鄉土社會、面對著體制規約,這構成其發育成長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環境。從國家體制的角度看,農村新型社會組織是組織、凝聚松散的農民、匯聚和表達民意、響應黨政國策的理想組織,是解決三農問題、推動鄉村振興的基層力量。有學者指出,有著成熟農村組織、執政經驗的共產黨更加傾向于鄉村一元統治,而非真正發展強有力、有權威競爭性的社會組織體系。這一觀點實際是全能主義國家理念的延續,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全面供給和全面服務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然而,亦不能否認全能主義國家理念對社會組織發展的宏觀環境限制。21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國家現代治理體系以來,限制社會組織發展的宏觀制度約束基本解除。然而,中國是五級政府體制,具有剩余控制權和最終資源分配權的市縣政府對社會組織發展形成直接的制度約束。經驗表明,不同區域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能力和行政資源,決定了其對社會組織的開放和容忍程度。而在同一地區,政府又會采取政策資源的控制、支持策略組合面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9],這客觀造成社會組織發展機遇的不同。有進取心的社會組織會充分利用掛靠單位關系、迎合政府目標、與政府官員建立有效聯系,將政府官員的點名表揚視為政府認可的標志。

    顯然,多數農村新型社會組織沒有獲取政府項目資源、競標政府購買服務的目標和能力,但同樣存在獲取政府認可支持的需求。有的地方政府將農民專業合作社、老年人協會、腰鼓隊秧歌隊盤鼓等文藝組織劃歸商務局而非民政局管理,更多地方政府對除國家明文提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外的新型社會組織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或者僅將之視為農民的節慶文化活動,并未將之視為社會組織體。課題組成員在南京、重慶、開封等地農村調研發現,村兩委組織也形成新型社會組織發展的微觀制度環境,村兩委干部在態度上是否支持、在活動場所和集體經濟資源上是否向社會組織傾斜,都影響著新型社會組織的日常運轉。多數村委會組織從人身安全、社會治安等角度出發,對新型社會組織的日;顒映直A艋虿恢С謶B度,但攝于村民情緒也不會前去阻攔。更為復雜的情形是,新型社會組織被村兩委選舉中的競爭派系利用,越過邊界參與到村莊民主選舉、公共品供給中來,這顯然不是鄉村政府希望出現的情形。

    從宏觀的國家政策到微觀的縣鄉村政權態度可知,農村新型社會組織發展有著一定的自由空間,但若想獲得正規的發展資源、正式的合法性身份、可持續的運作能力仍有較大的制度拓展空間。

    (二)新型社會組織發展的社會環境

    今天的農村依然保有“鄉土中國”的底色,村域社會的血地緣結構、文化規范習俗、人情網絡和信任機制都是社會治理的重要資源[],構成新型社會組織發育的先天環境。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近些年調研發現,凡是社區社會組織體系發達的農村,村莊公共生活都更有活力、公共服務都更優質,而缺乏社區社會組織、基層政府服務能力又有限的農村地區通常展現出一副破敗景象,這充分表明:村莊社會資本和社會組織的發育情況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顯著相關[]。根據賀雪峰研究團隊關于中國農村類型的劃分[],本文將考察新型農村社會組織發育面臨的社會環境,并分析對新型社會組織成長的影響。

    1.團結型村莊:發達的原生社會組織體系

    傳統農村社會組織程度高低與血緣地緣的重合度密切相關,血緣地緣重合度越高的農村,社會認同度和行動力就會越強,依血緣重合度可將中國農村分為團結型、分裂型、原子型村莊。這在以宗族為主要組織形式的華南農村表現最為明顯,該類農村往往呈現出強社會形態,祠堂、家譜和祭祖活動是宗族組織的重要表現形式[]。華南農村至今家族結構保持較為完善,自然村以單姓村灣為主,同姓同族之人的社會關聯度高,社區認同和集體行動能力強,以家族為單位的公共活動頗為常見,本文將之稱為團結型村莊。除了祭祖、迎太公、族譜修撰等活動外,社區的宗教祈福、基礎設施建設等活動都具有較強的公共性。  在團結型村莊,由村內外中老年人組成的家族理事會、鄉村建設理事會、鄉賢理事會、廟宇建設理事會等組織頗為常見,社區社會組織體系發達。以贛南安遠縣農村為例,2010年前后,當地新農村建設幾乎全部由民間組織——新農村建設理事會——完成,新農村建設涉及修路占地、拆遷房屋祠堂、補償協商等重大事宜,作為官方組織的村兩委往往無法順利推進項目,而新農村建設理事會以家族權威和社區公共性為基礎,以不補償或低價補償的方式完成了占地拆房的任務,順利實現新農村建設。安遠縣農村民間信仰發達,幾乎村村有廟,家家參與廟會組織,在跨社區、跨家族的民間宗教文化活動中,由家族代表組成的理事會一次次成功地舉辦了跨社區的文化慶典和聚餐活動[]。

    華南農村的原生性社會組織資源豐富,社區居民社會關聯度高、認同感強、集體行動能力強,社區公共品供給質量更高,國家公共服務和公共資金的傳輸更為便捷、高效。該區域的新型社會組織發展一方面從傳統社會組織的母體上汲取信任、互惠、認同等營養,一方面也要面對傳統社會組織的不平等權威關系縈繞,該地區新型社會組織的重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傳統社會組織的現代化更新。相信隨著村民不斷往返于城鄉、教育水平不斷提升、管理理念浸濡鄉村,在現代人的掌舵下傳統社會組織也會呈現出現代化的氣質和運作邏輯。

    2.原子化型村莊:羸弱的原生社會組織體系

    兩湖平原地區農村由于村莊歷史短暫,家族力量薄弱,雜姓聚居特征明顯,村莊社會關系以后天建構為主,原生性社區社會組織較為羸弱,屬于典型的原子化型村莊。由于村落社會內在結構松散,家族力量薄弱,社區認同感低,村民小組或自然村成為農民少有的可以依靠的滿足基本功能的社會組織。在兩湖平原地區農村,農民生活中的紅白喜事等人生大事不是依賴于家族,而是依賴于地域性或行政性的組織——自然村或村民小組。原因在于該地沒有超越于家庭之上的統攝性力量和組織,村莊社會集體行動能力差,社區公共活動因而較為匱乏。后稅費時代,國家逐步退出鄉村,本地區村莊所需的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迅速廢弛,村莊自我修復能力差公共品供給遂出現困難。

    村民之間社會關聯度低的村莊,內在社會資本密度較低,村民家鄉觀念薄弱,村莊離心力強。在精英村民搬離村莊后,村莊空心化趨勢明顯,賭博、偷盜等不正之風及灰色勢力蔓延[],多數村莊陷入維持型治理狀態。原子化型地區農村,原生性社會組織羸弱,在村落公共服務和治理中幾乎不發揮作用,這也是后稅費時代當地公共品供給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該地新型社會組織發展的先天性社會限制和資源都比較稀缺,但當地居民間關系平等化程度高、自主性強,未來需要地方政府或外界力量給與組織協調資源,助其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系。

    3.分裂型村莊:強競爭性的原生社會組織體系

    在社會關聯度上,華北農村既不似華南整村聯成一體的高密度,也不似兩湖平原農村每家自成一體的低密度,而是以小親族為認同和行動單位。華北農村通常由兩個以上的小親族團體構成,該地農民在村莊公共職位、公共資源上的競爭也通常以門子為單位,村莊內的紅白喜事、人情走動無一例外地都以門子為基礎進行的。該類村莊社會內部競爭激烈,公共輿論影響力大,公共生活也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以河南蘭考陳村為例,以婦女為主要成員的文娛和宗教組織也出現了分化競爭,該村竟然有兩支腰鼓隊和兩個基督教組織,兩兩之間在村莊影響力、外來資源和官方認可上都呈現出激烈的競爭關系。在華北農村,廟會組織、水利合作組織、文娛活動組織也頗為常見,但由于競爭關系的存在,村莊公共品供給多以家族精英為主導,村民參與積極性較高,村莊社會活力較大,然而有時也可能因家族(精英)關系破裂導致村莊集體行動困境。

    競爭性社會結構為新型社會組織提供了成長的空隙,原生的社會組織資源亦能被新型社會組織吸納,而相互競爭的結構亦會推動現代性規則的建立。

    (三)農村傳統組織資源的現代性轉化

    前文已述,在傳統組織資源豐富的地區,該地區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社會秩序都展現出良好狀態;而在傳統組織資源稀缺,現代社會組織又未建立的地區,則面臨著離心化發展的衰頹趨勢。新型社會組織的培育和建設,不是以摒棄傳統社會組織為目標或前提,而是將傳統組織做為資源,充分吸納現代規則和組織理念,在服務人民群眾中建立新的組織體系。通過對三類村莊原生性社會組織發育程度的考察,可知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組織建設的現狀及其問題,如表1所示。

    1:不同區域農村社區社會組織的現狀與問題

    村莊社會類型

    團結型村莊

    原子化型村莊

    分裂型村莊

    組織基礎

    宗族

    家庭

    門子/戶族

    社會組織體系

    發達

    羸弱

    中等

    公共生活

    形式多樣,

    范圍廣闊

    形式單一,

    范圍狹窄

    形式較多,

    范圍較廣

    公共品自我供給能力

    較強

    存在的問題

    組織理念更新

    社會組織匱乏

    組織間不良競爭

     

    如表1所示,三類村莊中社會組織建設中問題最突出的是原子化型村莊,該類村莊因社會組織基礎薄弱而出現公共品供給體系廢弛的現象,亟需國家等外界力量介入進行社會組織營造;團結型農村社會自組織能力強,公共生活質量水平較高、公共品供給體系完善,國家資源下鄉如果能夠借助社區自組織,便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但應推動傳統社會組織的理念更新和議事程序的現代化改進;分裂型農村自組織能力較強,社區公共生活質量水平及公共品供給能力居中,在社區社會組織建設中,需要對村內強競爭性關系進行引導。當下農村社會組織培育模式能否解決以上問題呢?下面我們將對之予以考察。

    三、賦權視野下農村新型社會組織培育

    賦權作為研究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視角,在現代語境中主要是指國家向社會、市場、公民讓與部分權利,以提升公民對政權的支持、政社合作機會的過程。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解體起,國家在農民的土地權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上都給予更多空間和制度支持。村民自治、村民選舉制度的確立就是國家放權的重要表現,農民自主決定自己的事務、村莊領導人。在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研究中,王旭是將賦權理論應用最精致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國家賦權農民選舉自治權利,實際是要和農民合作解決村干部權力監控的難題[],而國家向社會賦予民主權力并未減弱國家權力,反而實現了國家社會相互增權的目標。有學者指出,社區賦權能有效推動社區參與新政策的制定、促進決策和執行過程[]。吳曉林、張慧敏[]系統回顧了社區賦權理論,指出社區賦權既是社區能力增強的結果,也是國家賦權并將職責移交社會的過程。賦權結果一目了然,賦權過程卻充滿不確定性,下面通過幾種農村新型社會組織培育模式,考察社區賦權的復雜性及新型社會組織培育的創新路徑。

    (一)社區自發型培育模式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組織培育模式主要有三類:社區自發型,政府主導型和外界誘導型。不同類型培育機制因主導力量、培育方式、培育目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賦權結果。社區自發型組織的最大特征是由社區力量自覺發動、自我組織、自我服務。在廣大農村地區,社會自組織扮演著地方公共品供給者的角色,彌補了國家和市場的缺位,用水協會、文娛自組織和民族地區調解組織都是典型代表。

    然而,傳統社會自組織多停留在消極的自我功能滿足上,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地方治理、實現自我經營、自主發展的意識不足。阮云星、張婧[]展示了浙東劉村老年人協會(簡稱“劉老會”)發展成為基層老齡群眾自治組織的歷程:在村委會的支持下,劉老會發揚“自立、自治、自律、自造”精神,承接了村農用市場場務衛生的收費管理,承辦了村碾米廠、小商店,并接手墳壙毛竹園的經營,還積極參加農田水道、村內道路建設以經濟來源。通過自主發展,劉老會不但集資購置了辦公室和娛樂場所的基本設施,以供老人低價娛樂使用,還購置了餐桌餐具等器具以供村民紅白大事租用。除了管理協會事務外,劉老會還承擔起“空巢村”的村產承包、治保調停、逐戶傳達上級通知等村務,成為村莊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一案例對傳統組織的理念更新、自我發展具有啟示意義。

    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使得相當部分原本由公社單位制解決的問題溢出,給傳統農村社會組織以恢復機遇。地方政府一方面將傳統社會組織視為自然的民間組織,通常對之抱以寬容態度,但前提是民間組織不挑戰政府權威。然而,由于農民自發進行組織,其獨立性強和正式合法性弱,地方政府僅是在容忍的層面賦其自由活動權。

    (二)政府主導型培育模式

    多數情況下,政府對組織得力的新型農村社區社會組織采取管制、默許等分類治理的態度。自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以來,社會組織建設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不少城市政府在進行社會組織的孵化實驗,縣鄉政府也在農村地區積極推廣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社會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應是當前全國農村數量最多的新型農村社會組織,然而,多數合作社都非真正的農民社團組織——基層政府在村委會門前掛一個合作社的牌子或者由下鄉資本掛牌成立合作社[]。這凸顯出政府主導型培育模式的特征:行政主導性過強,社會自主性不足。邱麗[]基于對農村老年協會的考察亦指出,政府放任不管、過于管控都對老年協會的發展帶來困境,而采取資源支持與規則管制相結合的模式,能夠明顯促進老年人協會等農村新型社會組織健康發展。

    廣東省云浮市根據本地農村社會問題和文化傳統,進行了鄉(鎮)、行政村和自然村三級“理事會”的社會治理試點,2012年,該市正式出臺了《關于培育和發展自然村鄉賢理事會的指導意見》,在全市范圍內著力推動自然村一級的鄉賢理事會建設[]。經過四五年的發展,理事會發展成效顯著,當地村莊環境得以改善、村民福利得以提升、村莊社會得以整合。當地政府倡導建設農村社會組織成功的經驗是,充分發揮“團結型村莊”的組織體系,依托鄉土社會權威(家族權威),政府在理事會組織制度和議事規則上進行調控,促進傳統型社會組織向現代社會組織的成功轉型。

    (三)外界誘發型培育模式

    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素有參與鄉村社會建設的積極性,民國時期的梁漱溟、晏陽初,1990年代以來的溫鐵軍、何慧麗、張和清等都是典型代表,當前外界力量參與社會組織建設主要有兩條進路:一條是發動農民組建綜合性合作組織,一條是引入社區營造理念進行社會資本培育。

    以溫鐵軍、何慧麗等為代表的新時期鄉建學者們,希望通過建立經濟、社會、文化、金融等為一體的綜合農協,來改善中國鄉村的治理基礎。何慧麗[]指出,當代鄉村建設的主要目的是形成鄉村治理的良性結構,形成村兩委主導的綜合性農民經濟合作社,以此形成公共資金積累,服務于村莊公共事務,促進鄉村善治。綜合農協的概念和建設框架源自日本、韓國實踐經驗,意在將農民組成能夠與市場主體相博弈的有力團體,以維護農民在交易、金融、生產等方面的利益。然而,國內政策一直強調農民專業合作社,這既有功能界定的考慮,也有政治上的安全穩定考量,設若農民組建綜合農協,擁有金融合作(小額信貸等)、治安合作、市場議價等方面的能力,勢必引起各種關系的調整,目前國家似乎并無此賦權意向。

    以羅家德[]、張和清[]為代表的學者指出,社會管理創新需引入自下而上的自組織治理,尋求政府層級治理、市場與自組織治理間的平衡,社區營造實踐是在探索社區自組織、自治理、自發展,助力社會、經濟發展與和諧的道路。張和清主張采取優勢視角,以能力建設和資產建立為核心進行社區營造,其側重點有三:第一,資產建立和能力建設;第二,建立關聯性關系,第三,樹立希望。社區營造理念源自臺灣社區建設經驗,其目標并非簡單的重塑社區關系資本,而是將社區作為發展中心,推動農民資產、資本和可行能力建設,并培植社區發展的希望,這一理念與鄉村振興理念較為契合,然而,在落地過程中卻需要更加詳細的機制、更加專業的指導以及更大的耐心來獲得成效。

    21世紀初,亦有個別學者參與組建農民維權型社會組織,這一組織具有較強的抗爭政治色彩,其參與人員覆蓋信訪戶、退伍軍人、拆遷戶、移民戶、民辦教師等各類歷史遺留問題,對地方政府治理構成較大挑戰,通常是政府管制的對象。由此可見,建立可協商的政府社會關系亦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面向。

    2:不同類型社會組織培育模式的優缺點

    類型

    社區自發型

    政府主導型

    外界誘發型

    特征

    自主發展

    行政主導

    外力誘導

    賦權

    活動上的容忍

    資源賦權,行動限權

    需要賦權其組織行動合法性

    優點

    自主性強,社區資源調動力強

    政府支持力度大,短期內發展迅速

    外界資源鏈接,發展方向明確

    缺點

    最低限度的自我功能滿足,無發展意識

    空殼化、官僚化,自主性差

    依賴性強,自主性差,可能具有抗爭色彩

     

    如表2所示,三類培育模式各有優劣,社會自發型培育模式的優點在于,社區能夠利用本土資源進行自我服務,缺點在于該類組織多在提供最基本的社區服務,是功能維持型而非發展型組織,它很難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浙東劉老會是這類自組織成功轉型、自主發展的典型。政府主導型培育模式的優點在于社會組織能夠從政府獲得制度和資源支持,短期內迅速發展,然而,由于政府政績取向的行動邏輯并未改變,該類社會組織往往卻面臨著官僚化、空殼化的困境。外界誘發型培育模式的優點在于在專家學者的指導下,社會組織不但能夠獲得大量外界資源,而且能夠朝著明確的方向發展,然而它也會面臨依賴性難題:一旦外界力量撤離,社會組織是否具備自主生存能力?政府對不同類型社會組織采取容忍、賦權限權混合使用以及限制或不認可的態度,展現出國家賦權社會組織發展的復雜樣態。

    四、農村新型社會組織的培育路徑創新

    通過對新型農村社會組織所處的制度環境及社會環境考察可知,國家賦權鄉村社會之善意并未在新型社會組織建設上完全體現出來,其中既有地方行政等正式制度環境因素,亦有地域社會微觀環境因素。新型社會組織發育總體上面臨著農民主體意識不強、自組織能力弱化、對社區社會影響力整合力欠缺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本文提出以社區資源整合為基礎、以賦權農民為主體、以組織能力建設為中心的社區社會組織培育路徑。

    (一)以社區資源整合為基礎

    農村社會組織嵌入于當地社會、經濟、政治環境里,整合社區的各類資源成為社會組織培育的第一要務。在此,有必要引入優勢視角,從積極的方面識別村社資源和群眾的內在潛力,優化組合社區既有資源,進行新型社會組織建設。相比東部發達地區農村,中西部農村經濟劣勢明顯,然而該地區多數村莊保有公共的溝、田、灘涂、林地等自然資源以及村莊規范、民俗儀式、家風家規、民族習慣等文化資源,華南、華北農村有著較為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如上資源形成了社會組織生長的資源網絡。如何識別、選擇、利用及整合既有資源,成為決定社會組織生長、發育的關鍵。同時,還應對地域文化中不利于民主參與、協商治理的因素加以改進,以防新型社會組織轉為民間宗教組織或家族組織。

    )以賦權增能農民為主體

    主體性是社會組織獨立健康發展的關鍵。在社會組織培育中,政府等外界力量的參與是必要的,然而,如何在新型社會組織培育中凸顯農民主體意識,引導組織成員自我管理、自我發展成為一個難題。在政府主導型和外界誘導型社會組織培育模式中,最容易出現政府、學者或NGO力量代替農民成為社會組織建設的主體,這種角色錯位給社會組織的后續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在社會組織培育中,政府不但應從宏觀制度許可上賦權,還應積極提供資源支持,努力培育“資源導向、需求引領、開放包容”的新型社會組織,推動內外社會組織有機嵌入地方治理網絡。成都市政府將村莊公共建設資金下放到村,由村民成立議事會自主協商決定資金用途,達到培育社會組織、完善公共品供給的雙重目標。因而,進一步理清政社邊界,凸顯農民在社會組織建設和發展中的主體性,才能建立真正屬于農民的社會組織,如此方能真正激發鄉村振興的內在活力。

    )以組織能力建設為中心

    社會建設歸根結底是社會的組織能力建設。在培育社會組織的過程中,盡管政府和NGO等外界力量為農村社區注入大量資源,但由于忽視了農民主體性、組織自主性,新型社會組織在服務、自治、經營、競爭和整合等方面的能力依然虛弱。從內部看,農村社會組織培育應進一步完善治理結構、提升民主參與度、豐富其行動資源,建立共同體導向的新型社會組織;從外部看,當前農村社會組織面臨著資源和制度等多方面約束,應當努力拓展社會組織成長、運作的資源來源渠道,通過各種方式與政府、社會、企業合作,獲取各類資源支持。同時,應當加強社會組織的財務制度、管理制度、民主制度建設,適時舉辦社區公共活動鍛煉組織能力。

    在鄉村振興戰略深入推進、國家項目資源不斷下鄉的背景下,農村社會因組織能力有限而出現無力對接公共品項目致使公共服務和公共建設出現漏洞。新型社會組織不僅能精準提供社區公共服務,而且能有效化解村莊內部矛盾、積累社會信任資源、鍛煉社會組織和治理能力,成為鄉村治理的組織基礎。我們應以開放、賦權的心態,運用分類施策的策略培育各類新型農村社會組織,激發農村社會建設的內在活力,以國家農民互信互動為基礎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

     

    作者簡介

    魏程琳,男,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國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史明萍,女,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黨建引領下的農村‘三治’協同機制構建研究”(19CDJ03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鄉村振興進程中西部農村社區組織的生長機制與培育路徑研究”(18YJC84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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