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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興佐 | 在野之學:“華中鄉土派”的研究方法
  •  2022-01-16 08:47:59   作者:羅興佐   來源:   點擊:   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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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為什么推薦《在野之學》

    賀雪峰老師的《在野之學》剛剛出版,因為這本書講了如何做研究,講了“華中鄉土派”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特推薦給同學們學習參考。

     “華中鄉土派”這一稱謂是應星提出來的。他在評述該團隊早期成員仝志輝博士論文《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時,指稱以賀雪峰等為代表的基于鄉土田野研究鄉村政治的學者群。后來,吳毅、賀雪峰、董磊明、羅興佐、吳理財五人聯合署名在《開放時代》上發表文章回應應星的批評。由此,學界開始有了“華中鄉土派”這一稱謂。

    “華中鄉土派”最初與華中師范大學有關系。上世紀九十年代,華中師范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農村問題的機構,張厚安教授帶領一批年輕學者到農村調研,提出“理論務農”的口號。之后,該機構改名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由徐勇教授領銜,中心匯聚了一批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經過數年發展,以賀雪峰為領頭人的“華中鄉土派”逐漸發展壯大,成為在國內學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者群體。

    早期“華中鄉土派”團隊規模比較小,他們整天在農村做調查,學界關注度并不高。2002年,賀雪峰和仝志輝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兩篇文章,引起學界關注。之前一年,賀雪峰在他就職的湖北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學術研討會,許多知名學者如曹錦清、孫立平、朱蘇力、秦暉、張鳴、張靜、景躍進等,以及在學界嶄露頭角的一批學者如吳重慶、吳毅、仝志輝、董磊明、羅興佐、吳理財等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成為“華中鄉土派”發展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

    當然,今天的主題不是講“華中鄉土派”的發展史,僅作這一簡短的回顧,讓大家了解《在野之學》的相關背景!对谝爸畬W》講了“華中鄉土派”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值得大家閱讀。

    “華中鄉土派”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在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高度共識:

    第一、中國立場。進入學術團隊的人,他做的研究一定是以理解中國經驗為路徑,以服務中國和民族發展為訴求。一個同學進入到學術團隊里,如果他不能確立這種立場,是無法在團隊里做研究的。當然,剛接觸時可能并不完全理“華中鄉土派”的立場,進入到團隊,受到熏陶,就一定會有民族立場和中國立場。

    第二、有特色的方法,即“兩經一專”。一是經典,讀經典著作。賀老師在《在野之學》中講了如何寫出一篇優秀博士論文,他是以博士作為人才培養規劃的對象。碩士階段主要是讀書,即經典的訓練。二是經驗,經驗訓練在完成碩士階段學習之后。賀老師指導博士,要求博士生在寫作博士論文之前至少有300天以上的經驗訓練,這是動筆寫作博士論文的前提,沒有人可以例外。沒有經典的學習,經驗訓練就是空的。經典學習在于培養問題意識,學會提煉問題,增強邏輯思維能力。只有這樣,在進行經驗訓練時,才能夠把握住問題。經驗訓練的意義在于,經典學習一定要通過經驗訓練來深化。三是專業化,最明顯的體現在博士論文選題上。在“華中鄉土派”團隊中,研究幾乎沒有學科邊界,任何學科背景的人都可以在這個團隊里盡情發揮。在成長過程中,每個人學習的前提都是一樣的,經典學習與經驗訓練必不可少。只有在做博士論文時,才能看到每一個學科存在著不同的邊界,而不同學科選擇不同的研究論題。

    第三、厚重的經驗感。很多期刊的編輯一看文章,便能判斷是“華中鄉土派”的作品。在做經驗研究這一塊,從經驗厚重感來說,“華中鄉土派”是有特色的。呂德文在《天津行政學院學報》上一篇關于城市治理的文章,以路邊攤販作為研究對象,推薦大家閱讀。

    有人認為“華中鄉土派”研究了那么多年村民自治問題,到底還能研究什么?如果不關注中國的發展變化,不關注實踐的發展,不關注國家重大政策的變化,而靠想當然來提問題,得到的答案當然是沒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只有深刻地把握中國復雜的社會實踐,把握住中國重大的政策變化,就一定會發現幾乎是無限的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華中鄉土派”在政策問題上的研究也值得重視。“華中鄉土派”參與了很多政策的公共辯論,包括賀老師在內,政策評論文章很多,影響很大,很有啟發。

    “華中鄉土派”以上三點基本共識是非常關鍵的。那么,為什么“華中鄉土派”能夠涌現出一大批青年才俊,用賀老師的話來說就是“鳳凰一出出一窩”呢?其中的關鍵是集體的力量。社會科學研究,如果沒有集體,可能連做研究的愿望都沒有。沒有做研究的愿望,研究生求學就只是為了完成一篇學位論文,獲得畢業文憑,為了畢業求職而已。沒有集體,就沒有氛圍。只要存在氛圍,生活在集體里面,就容易點燃你的愿望。我指導的14碩士研究生金江峰,在研二時參加集體調查,成長非常好。他即將博士畢業,已經CSSCI期刊上的發表10論文,很多期刊是我們學校認定的C類刊物。即將畢業的18級碩士生劉天文參加過兩次集體調研,之后,他與其他大學的同學們建了一個微信群,互相鼓勵。所以,盡管他在這里是孤單的一個人,但因為有微信群,大家都在群里面討論——這就是氛圍,他立志考博,我相信他一定能考上。因此,不論是誰,只要有機會進入集體,學術夢想都很容易被點燃。

    為什么“華中鄉土派”人才培養能取得成效,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領頭人有公心。且不談影響力,沒有影響力肯定無法建設學術團隊。為了建設“華中鄉土派”,賀老師在人才培養上多少時間都愿意花,這就是公心。二是方法,只有熱情顯然是不夠的。方法就是對于剛進入團隊的人,不要思考如何走,跟著前面的師兄師姐走就行了。因為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一條成功的道路,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我20029月進入華中師范大學,賀老師是20022月進入的,我們到華師后就開始組織讀書會。對自己沒有自信沒關系,加入到集體中,每個人每天都刻苦閱讀,都在討論問題,慢慢就會建立自信;自己找不到方法也不要緊,調研時,師兄師姐發揮“傳幫帶”作用,這就形成了一套良性的機制——從最初的懵懂,到后來慢慢地熟悉,逐步有自信,并對集體的理念、價值和方法有一定了解和理解。在團隊里面,想偷懶只會讓自己覺得很沒有面子,不如自己退出算了。堅持下來的,一定能成功。賀老師每年都有一個年度主題,如今年的主題是“奔向田野年”,只不過因為疫情上半年沒有調研,但是下半年調研就非常多了。2021年的主題是“調研創新年”。在此過程中,賀老師自己也親力親為。三是廣泛的閱讀。如果“華中鄉土派”擁有底色,那么就是以經典作為基礎,以經驗作為最大的特色。只閱讀不調查,是白下工夫。閱讀后去做調查,才是“華中鄉土派”。曾經,應星稱“華中鄉土派”為樸素經驗主義者,所謂樸素經驗主義者就是指只有經驗。應星不知道的是,“華中鄉土派”閱讀經典的訓練是很嚴格的,“華中鄉土派”是以經典作為基礎,以經驗作為特色,以創新作為動力的學術集體。

    這就是“華中鄉土派”的文章獨具特色的原因。哪怕只是博士生的文章,可能文筆不老練,文章里卻很可能閃現創新的“火花”。不像現在的一些文章,無病呻吟,循環論證,是“精致的平庸”。因此,經典、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基礎。


    二、《在野之學》內容解讀

    回到《在野之學》這本書,我為大家做一個簡單梳理,因為今天的主題就是這本書。我經常對同學們說,我們不是做農村研究的,我們是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你不一定要以農村為研究對象。農村也好、城市也好,只是我們進入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而已。所以,華中村治研究從來都不是一個具體的研究,它是針對中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大問題、真問題進行的研究。

    這本書整體來看分三個部分:學術方法、學術立場和學生培養。為什么賀老師做如此編排?這或許可以看做是賀老師自己成長的一個概括。

    第一部分是學術方法。一位學者進入學界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發表文章,所謂“不發表就出局”,“發表是硬道理”,不發文章就沒有談論學術的資本。賀老師剛進入學界時,在發表文章上是“高產”。當然,賀老師本人的勤奮程度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我時常對同學們講,賀老師大年初一都還在辦公室寫論文,國內學界能做到這一點的人是不多的。賀老師寫作都是手寫。他要寫作時,通常會找一處避靜之地,在那里待一段時間專門寫作。十天半月就寫出幾篇論文的初稿。進入學界之初,賀老師發了不少論文,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必然面臨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寫這些文章?剛才就有老師提到了這個問題。賀老師2002年調入華中師范大學,很快就破格評為教授,是華中師范大學當時最年輕的教授。賀老師開始思考發表論文的目的是什么?這些論文的意義何在?這就涉及學術立場問題。

    賀老師的學術立場最初反映在《村治研究的共識與策略》中。這篇文章寫出了賀老師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此后開始比較體系地思考學術立場問題,他很早就提出建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目標,并以此作為“華中鄉土派”的根本價值取向。賀老師將學術方法和學術立場兩者融會貫通。隨著團隊的壯大,培養學生的經驗也越來越成熟。經過沉淀,賀老師總結了學生培養的一些體會。賀老師最近兩年寫了不少是關于學生培養的文章。將學生培養融合入學術方法、學術立場,構成了這本書的主要框架。

    剛才有同學問為什么這本書要取名《在野之學》?“野”有何內涵?有老師說是田野,這是一方面。我們做調查都要走向田野,正如賀老師所說的“呼嘯著奔向田野”。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方面,這本書就是要回應如何去建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當前世界的社會科學主流是西方的,這點毫無疑問。如何建構具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這涉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小循環和大循環。

    賀老師提出小循環和大循環這一對概念,就是基于國際社會科學主流,甚至中國社會科學,都被西方社會科學所主導。政治學這一塊可能好一點,像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這個特點十分明顯。所以,從中國社會科學目前所處地位來說,我們是“非主流”的,是“在野的”。因此,必然存在中國社會科學同西方社會科學的競爭問題。實際上,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是競爭性的。剛才有同學也講了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系,對經驗進行解釋,可以進入很多理論,但是究竟進入哪一種?理論之間是存在競爭的,你用哪種理論可能都能解釋,但是哪種更有效呢?那就存在一個選擇。大家都很清楚,社會科學對應的是人類無限豐富的實踐,已有社會科學所提供的只是一種參考、一種啟發。我們如果要真正地去認識和解釋并理解無限復雜的實踐,可以在已有的“工具箱”中尋找,卻不能局限于“工具箱”,還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創新。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不正是這樣的過程嗎?亞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對政體進行了分類,他的分類是唯一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后來人們對政體所進行的分類就復雜多了,關鍵在于不斷地在推進它。

    方才有老師專門提了總書記的講話。我學習總書記講話后,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推進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本土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呢?就是從哪里提問題,最后要到哪里去,就在于問題要根植于中國無限復雜的實踐。中國的實踐同外國的實踐當然有一些共同點,但是否存在一些特殊之處呢?肯定存在!我們不能只看到共同點,更應該看到特殊的一面,特殊的一面就是中國的國情。所以,從哪里提問題是很重要的。然后,究竟要到哪里去呢?研究要回應什么問題?要達到什么目的?當然就是要回應中國偉大的實踐,要去解釋它,要去為中國偉大的實踐提供智慧。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大變革、大發展時期,有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問題。這樣一個時期,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有確立中國本位的問題意識,將中國正在經歷的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及其問題當做本體來研究,并以開放心態廣泛吸取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資源,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形成自己的概念體系,并構建起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社會科學。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就是要在中國經驗中提問題,理解中國經驗本身的邏輯,在大量的、長時段的中國經驗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出能解釋中國經驗的概念和理論。

    回到剛才提到的大循環和小循環。小循環很簡單,就是從西方的理論當中去尋找問題,然后收集中國的材料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最后回應這個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閻云翔關于禮物的研究。最早研究“禮物”的是馬塞爾·莫斯,研究禮物是什么,禮物有什么功能。他認為禮物就是一種象征,一種互惠。閻云翔有關禮物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小循環的代表,他以東北的一個村莊為個案,認為禮物不僅具有表達性功能,還有功利性價值,由此認為此項研究推進了莫斯的觀點。這就是典型的小循環,即從一個理論或概念出發,最后回到這個理論或概念里去。

    賀老師用了一個非常形象地比喻,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發展不應該僅僅是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大廈上去“補玻璃”。比如說西方社會科學是一幢大廈,現在大廈大部分窗戶都已經安裝了玻璃,也還有一些窗戶沒有安裝玻璃,中國社會科學發展就是在這幢大廈上“補玻璃”。“補玻璃”就沒有本土化,沒有主體性——因為最后都回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大廈”里面去了。我們要回到中國無限豐富的實踐中,只有對無限豐富的實踐進行回應,才能夠真正建立中國的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要是離開了中國無限豐富的實踐,還能稱之為中國社會科學嗎?這就是所說的大循環。大循環就是從中國的實踐中提問題,通過理論解釋,并回到實踐當中;在實踐發展過程中,又提出新的問題,進行新的解釋。所以,大循環是無限循環往復的,小循環則可能在某一點就終結,研究也就無法進行下去。

    仍然以馬塞爾·莫斯的研究為例。禮物是禮儀性的還是功利性的?莫斯認為禮物是禮儀性的,閻云翔認為禮物除了禮儀性還有功利性,然后還能繼續研究什么?可能禮物還有第三種功能,只是直至現在還無人提出。因此,小循環是封閉的,就是從理論到理論。一旦出現上述例子中的情況,研究至少暫時是終結了,便無法再提問了。大循環則相反,因為實踐是無限發展的。進行一段時間的實踐后,我們可以創造一種新的實踐形式,并再提出新問題。所以,無限循環往復,這就是大循環。剛才有同學存在疑問,實際是沒有真正把握住大循環與小循環的本質區別。賀老師這篇文章發表在《探索與爭鳴》,現在收錄到了《在野之學》里。


    三、經驗是什么

    部分同學可能認為自己今后不從事經驗研究,甚至有同學今后就不做調查,既不做農村研究,也不做城鎮研究。這部分同學可能就認為讀不讀這本書沒有什么大礙。事實上,少讀幾十本書都沒有關系。但是,如果讀了這本書,對于同學們來說,可以摸到經驗研究的一些門道。

    經驗研究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經驗”。很多同學去做調查了,收集了一大堆資料,這是經驗嗎?這是材料。寫作并不是把一大堆材料進行堆砌,所以大家要注意經驗不是材料。我們去做調查,總會收集了一大堆材料。我以前認識一位博士生,做鄉鎮研究,從一個鄉鎮復印了幾麻袋的資料回來。但是99%的資料都用不上。為什么經驗不是材料?因為材料只是一些碎片化的現象,它們之間有沒有聯系、什么聯系,需要研究者去理解,去建構。所以經驗不是材料。同時,經驗也不是現象。同學們做調查,會看到很多現象。但是,無法進行研究,為什么?因為有些現象稍縱即逝的,根本不值得研究。因此,要了解經驗是什么,首先需要清楚經驗不是什么。

    經驗是什么?經驗是社會事實。社會事實是不同的現象之間所構建的總體性事實。剛才有老師談到了機制研究,社會事實就不是片段,而是完整的一個事件。比如兩人斗毆,這里的社會事實就包括兩人之間原有的矛盾,兩人發生爭吵斗毆的原因,以及勸架、觀看的街邊路人等等。

    經驗還是什么?經驗還是研究者的一種個體感悟。為什么在做調查的時候,部分同學只能收集材料,卻沒有任何感悟?因為只從材料之中是不可能提出任何問題的,即使別人提出問題,自己也無法有效參與討論。“華中鄉土派”最重要的就是集體讀書與集體調研,這是最關鍵的。所以每參加一次集體調研,都可以提出問題,進行寫作。

    “華中鄉土派”的調研是團隊性的。每個點調研20天左右,白天調查,晚上討論。每35天,調研團隊集合一起討論一天。比如2019年,我帶隊到浙江省遂昌縣調研,選擇的是遂昌縣某鄉的三個村,大家吃住都在一起。白天分開調查,晚上各調研組內部集體討論,每35天,三個村的調研組就集體討論一天。經過一天的討論,一方面可以發現大家找到調研的感覺沒有,另一方面也能為下一步的調研打開思路。


    四、如何進行經驗研究?

    經驗是社會事實,我們要通過調研,將社會事實建構起來。材料是支離破碎的,經驗是感悟,個人要對材料有理解。將這種理解概念化,探究現象之間的關聯,這就是機制研究。機制研究就是尋找不同現象之間的關聯,不斷思考事物為什么如此發展,為什么此時是如此發展,背后的內在邏輯是什么,決定其發展的關鍵究竟是什么。所以在經驗中提問題,在現象中找關聯,這就是經驗研究的精髓所在。個人提出的問題,一定是屬于經驗整體之中的。舉一個例子,村莊生活是一個整體,如果不是在村莊整體中提問題,那么這一問題將毫無意義,你也就無法進行研究、進行比較。

    為什么我們可以對村莊進行分類?就是因為村莊是一個整體,所有的現象都在整體邏輯之中。比如,為什么有的地方子女不孝的情況很普遍?為什么有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殺率非常高,而另一些地方的老年人自殺率低,老年人的待遇非常好?如果從個人人品上去解釋,這樣的解釋沒有意義,因為每一個人都存在差異,不需要研究。要研究的是,其為什么具有普遍性?這就一定要在村莊整體中去提問。單從個人的角度提問題,無法進行研究。

    賀老師這本書對于什么是經驗研究,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第一,需要閱讀一定數量的經典。沒有閱讀基礎,沒有一定的理論訓練,調研是無法發現問題的。調研中提不出問題,關鍵在于理論基礎不扎實,只有具備扎實的理論素養,才能在調查中提出有價值的問題。第二,需要有扎實的田野調查。僅僅走馬觀花,哪怕調查一萬天都無收獲。調查不僅僅是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理解調查對象的生活邏輯。在一個具體的村莊,通過一定的調查,從個案調查到區域比較,再到類型研究,這就是基本的研究徑路。賀老師的《南北中國》就是建立在這一方法之上的。

    社會科學的理論化一定具有一般性、并且是形式化的。沒有一般化,不能算是理論,只能說是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已。實際上,無論是國內研究還是國際研究,政治學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經驗研究。做研究必須有材料,社會科學一定是以材料為基礎,不像哲學能夠思辨。社會科學的研究首先要清楚研究什么問題,其次是從哪里獲得材料,材料是否充分,再次是怎樣使用材料,最后理論建構。沒有材料,或者材料不充分,就無法做出好的研究。

    總之,經驗研究需要研究者對自己生活以外經驗的深入全面調查,并據此對經驗的各個面向、經驗的內在邏輯進行反復、深入、批判性理解。經驗具有個體性、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洽性和總體性特點。研究者只有形成厚重的經驗質感,才能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刻把握。要形成厚重的經驗質感,必須經歷飽和式調研,這是華中村治研究團隊最具特色的調研方法。通過一定數量的實地調研,調研者就可以具有較好的把握經驗的能力,懂得經驗與實踐的一般機制,形成經驗質感。飽和式調研要求調查者保持開放性,拋開先入為主的成見,懸置僵硬的理論框架,用足夠長的時間、足夠高的熱情,不厭其煩地反復浸泡在經驗中,進入經驗、體驗經驗、領悟經驗。有了厚重的經驗質感,研究者就可以把握經驗的內在邏輯,發現經驗中的意外,從而可以準確地提出問題,提煉概念,發展理論,獲得解決問題的啟示。

     

    (本文系作者2020年11月24日在西南政法大學2020級政治學專業研究生專題讀書會上的總結發言,由孫少石博士根據錄音整理,作者修改定稿。)

    原文刊于《法律和政治科學》2021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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